迪文小说

译序（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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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她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去死。

雅各对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上帝，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

拉结说，有我的使女比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靠她也得孩子。

——《圣经·创世记》，第30章第1-3节

这段出自《圣经》里的文字，记载的是远古时代，地球混沌初开、上帝创造人类初期时发生的故事。谁能想到，在人类进化到未来二十一世纪初叶时，它竟成了美国生活中的现实。怪诞乎？荒唐乎？但那却是发生在加拿大著名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笔下《使女的故事》（TheHandmaid'sTale，以下简称《使女》）中基列共和国的真实情形。在这部以美国马萨诸塞州为背景的小说中，作者以超凡的想像力，描绘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未来世界，向人们揭示了一个毫无公理、残忍野蛮的专制政权的黑暗统治。在这个世界里，一方面是一个在宗教极权主义分子眼中无比美好的理想国度，另一方面，却是在这种政权下广大女性群体（也包括男性）所遭受的悲惨命运，尤其是以主人公为代表的，充当政教大权在握的上层当权人物“大主教”们生育机器的“使女”们梦魇般的经历。那里的社会构造，与我们的现实社会迥异却似乎并不陌生。在故事中，现有美国政府被国内原教旨主义信徒中的极端分子取而代之，成立了神权统治的基列共和国。在这个国度里，当权者对《圣经》顶礼膜拜，进行纯字面的解读，亦步亦趋地效法模仿《圣经》里的生活方式，甚至到荒唐可笑的地步。他们笃信所奉行的这一切足以抵抗人类面临的所有威胁：包括社会动乱、道德堕落、低生育率、环境污染与核废料的威胁，认为只要信奉上帝，一心顺从，便可以没有烦恼、不用思想。相信一切问题自有上帝安排，只要按上帝说的办，生活将变得轻松简单。他们生活在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世界里：非好即坏，非明即暗，非真即假。没有中间地带，不存在非此非彼。

在这个世界中，女性的地位发生了质的改变。她们不再以七八十年代以来在西方盛行的女性主义者傲视群雄、充满雄心壮志的女强人形象出现，一变而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她们被剥夺了财产和工作，生活天地从社会退居到家中，即便是基列地位最优越的大主教“夫人们”也概莫能外。女性被分门别类：夫人、嬷嬷、使女、马大（女仆）、经济太太、荡妇，能够发挥的作用除了采购、烧煮、洗刷、生育、管家，管理使女和提供性服务外别无其他。还有一类是年老色衰、不能生育或越规逾矩的所谓“坏女人”，她们被发配到与二战期间纳粹“集中营”一般可怖的“隔离营”生活在核泄漏和核废料之中。而小说中的“使女”更是一群身份暧昧的女人，她们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自己的真名实姓，所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均被抹去，代之以由英文中表示所属关系的介词Of加上她们为之服务的大主教的姓构成（如主人公“奥芙弗雷德”Offred，意为“弗雷德的”），使她们成了大主教们不折不扣的附属品。使女们以清心寡欲的修女形象出现，专门训练来为上层人物繁衍子嗣。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她们和修女一样，“在床上可做的事除了入睡或者失眠，别无其他”（第2章）。她们也穿修女服，但其服装标记不是普通修女肃穆素净的黑色或白色，而是鲜血一般、象征性与生育的红色，“一个毫无特征、难以描述的红衣女人”（同上）。她们是“国有资源”，其职责是成为国家的精子容器和婴儿制造机器：“我们的用途就是生育，除此之外，别无他用。我们不是嫔妃，不是艺妓，也不是高级妓女……充其量我们只是长着两条腿的子宫：圣洁的容器，能行走的圣餐杯。”（第23章）她们是没有自我的一群：“（家庭相册里）全是孩子的照片，但不会有使女。从未来史观的角度出发，扮演这种角色的我们是见不着的。”（第35章）

在这个世界中，男人也同样是受害者。一些男人比女人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尽管有些男人特权在握，如当权的大主教、充当秘密警察角色的“眼目”等，但大多数男人行为受到严格限制，在性的问题上更是严厉苛刻：不准接触色情物品，不许有婚外性行为，实行包办婚姻，不许手淫，不许搞同性恋，要立下战功才有望得到婚姻，否则不得成婚。

在这个世界中，没有笑声，没有生气。“这些草坪干净整洁，房子外观气派典雅，整修一新；看起来就像以往印在杂志上有关家居装修的精美插图。这里同样人迹罕见，同样是一片沉睡不醒的景象。整条街活像个博物馆，又好比建来向人们展示昔日生活方式的城市模型中的一条街道。这里和那些插图、博物馆或城市模型一样，也不见孩子的踪影。”（第5章）整个社会讲究的是一板一眼，有条不紊。生活严谨刻板，毫无欢乐可言。各种恐怖、怪诞之事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与“克格勃”如出一辙的眼目们，幽灵般无处不在，谁敢与当权者作对，必将受到他们的严厉镇压。他们与其乘坐的黑色篷车一道，成为基列国高压专制的象征。学校本是用来传播知识的场所，却被基列政权用来作为向女性灌输愚昧思想的感化中心，那里禁止读书写字，每天不绝于耳的只有《圣经》语录和充当统治阶级工具的嬷嬷们喋喋不休的老生常谈。她们不遗余力地对选到感化中心的女性开顽启蒙，施以教化，企图令她们忘却自我，皈依教门，心甘情愿地成为荒唐政权中达官贵人的生育机器。而象征知识、希望的大学校园，则成了违背清规戒律者恐怖的刑场，学校的围墙也成了死人示众的地方。

这一切，会是我们的未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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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女》是一部未来小说。未来小说在西方批评界也被称为思辨意味颇浓的“悬测小说”（SpeculativeFiction），它描写的是未来之事，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科幻小说。未来小说尽管含有科幻成分，但具有丰富文化内容。它讲述已成历史的未来，从而使它具有可企及性。这部小说描写的最远时间距小说写作时间两百多年，以几名历史学家的发现，让一位在基列不幸沦为“使女”、后来侥幸逃出的女性，通过录在磁带里的声音，向读者讲述发生在那个时间之前的故事，即主人公在未来二十一世纪初的亲身经历，其间夹杂着大量主人公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生活的回忆与反思。正如所有的未来小说一样，它的叙述时间立足于某个未来时刻，讲述在那个时刻已成往事的未来。它属于未来，但故事离我们却不是遥不可及。而可企及性，正是未来小说的着眼点——按照当今社会的现状，发展下去，就会如何如何。这个发展的趋势，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若是正面的发展，即成为所谓的乌托邦——理想中最美好的社会；而若是照负面因素发展下去，未来世界就可能落到反面乌托邦的境地——成为假想中政治、经济情况一团乌黑的地方。对《使女》进行全面的审视，我们发现，这部小说不能用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划分来定义，说它是乌托邦小说或反乌托邦小说。这部未来小说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反映，包含的内容要复杂得多。众所周知，阿特伍德一贯注重表现文学和文学产生的社会、政治及文化环境。她曾经就《使女》一书说过这样一句话：“切记，在这本书中我使用的所有细节都是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的。换句话说，它不是科幻小说。”阿特伍德笔下的基列国绝非空穴来风。这里，我们不妨对假想国基列产生的文化、社会及生态环境背景作一分析。

一、基列的宗教文化背景

“基列”（Gilead）之名源于《圣经》。它既是《圣经》中以色列英雄基甸（Gideon）与米甸人（Midianites）交战之地，也是公元前九世纪以色列先知以利亚（Elijah）的故乡。小说中基列国的当权者是一批信奉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的基督教新派分子，又被称作“基督教新右派”或“宗教新右派”。他们借用中世纪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元首的称号，以“大主教”自居。我们知道，基督教文化是西方传统文化的核心，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的“救世”作用在西方文化中可谓根深蒂固。从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中我们得知，自古以来人们便笃信耶和华上帝是统治世上万族万邦的惟一真神。基列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主张简化宗教礼仪，提倡勤俭清洁、苦行禁欲生活的清教徒（基督教新教徒的一派）时代，那时人们“希望他们的社会成为一个神权乌托邦，山顶上的一座城市，成为天下万邦的榜样和光辉典范”。原教旨主义起源于十九世纪美国的“千禧年”运动。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美国曾出现“基督再世”的热潮，信奉者相信通过革命可创造理想社会，认为在世界末日到来之际基督将复活并为王一千年，从此世界会有一个和平的千年，即所谓“千禧”。“千禧年”运动是一些新教领袖针对当时社会动乱而发起产生的，旨在捍卫《圣经》的权威性和绝对正确的启迪性。二十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千禧”主义者震惊于自由主义神学的泛滥，并对整个社会的颓败堕落深感不安，于是更名为“原教旨主义”运动。原教旨主义者相信基督由圣母降生，相信最后审判日耶稣将复活及赎罪说，相信基督无所不能，具有创造奇迹的神力，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基督教徒信仰中不可缺少的。他们认为基督教最最根本基要的是将《圣经》里的话句句视为绝对正确的真理，相信《圣经》中所记述的一切字字出于上帝之口，主张从字面解读《圣经》，反对美国宗教和尘世生活中出现的现代主义倾向，号召人们恪守传统观念，驱除现代主义及所有相关的“恶魔”（尤其是进化论学说，因为达尔文的生命进化说与原教旨主义信奉的上帝造人说格格不入、水火不容）。他们关闭大学，开办《圣经》神学院和原教旨主义神学院。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原教旨主义又发展成为现代原教旨主义，他们反对合法堕胎，反对同性恋权利法以及妇女平等权利法案。虽然原教旨主义信徒并非绝对禁欲主义者，但大多数人烟酒不沾，也极少参加跳舞、看电影、看戏等娱乐活动。在大多数《圣经》神学院和原教旨主义神学院里，这些活动受到严厉禁止。二十世纪后期，这个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成立了许多相应的教会团体、教育机构以及相关的兴趣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