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天下着雨。一阵雾从海边飘过群山来到城里。雾气笼罩,看不到山峰。台地显得沉闷、凄凉,树林和房屋的形状都变了样。我走到城外去看天色。乌云从海边越过大山滚滚袭来。
广场上的旗帜湿漉漉的,挂在白色的旗杆上。横幅也湿了,贴在房子前面墙壁上。在两阵小雨之间一场大雨落了下来,把拱廊下的众人赶回了室内,广场上积起了水洼。街道潮湿、黑暗、颓废;但是,圣日活动仍毫无停止的迹象。
斗牛场有顶棚的座位上坐满了人,人们一边坐在里面避雨,一边看着巴斯克人和纳瓦拉舞者与歌者的联合表演。接着,来自卡洛斯谷的人们穿着自己的特色服装在雨中沿街跳舞,鼓声空洞而沉闷,乐队的负责人骑在身材高大,动作迟钝的马上,走在乐队前面,服装已经被雨打湿,马身上的毛也被雨水弄湿了。人们躲在咖啡馆里,跳舞的人也走了进来,坐下,把缠得紧紧的白色绑腿伸到桌子底下,抖落系着铃铛的帽子上面的水珠,将或红或紫的外套摊在椅子上晾干。外面下着倾盆大雨。
我离开了咖啡店里的人群,走回了宾馆,刮了下胡须,准备吃饭。我正在房间刮胡须的时候,敲门声响了起来。
“请进。”我叫道。蒙托亚走了进来。
“你还好吗?”
“还好。”我说。“今天没有斗牛。”
“是的,”我说,“什么活动也没有,只是下雨。”
“你朋友去哪儿了?”
“在伊鲁弗拉呢。”蒙托亚又露出他那不自然的笑容。
“喂,”他说,“你认识美国大使吗?”
“认识啊,”我说,“谁人不认识美国大使呢。”
“他现在就在城里。”
“是的,”我说,“大伙都见着了。”
“我也见到了。”蒙托亚说。他没有再说二话。我继续刮着胡须。“请坐吧,”我说,“我给你倒杯酒。”
“不用了。我得走了。”
我刮完了胡须,将脸低在脸盆里,用冷水冲洗了一下。蒙托亚站在一旁,表情更不自然。
“对了,”他说,“我刚从住在格兰德宾馆的人那儿听到消息,说他们想今晚请佩罗·罗麦洛和玛西亚尔·拉朗达今晚晚饭过后来这儿喝咖啡。”
“嗯。”我说,“这对玛西亚尔又没损失。”
“玛西亚尔在圣塞巴斯蒂安待了一整天。今早才同马科斯一起开车过来。我想他今晚是回不来了。”
蒙托亚局促不安地站在那儿。他想要和我说些什么。
“别带信给罗麦洛。”我说。
“你这么想?”
“当然。”蒙托亚非常开心。
“因为你是美国人,我才想问你一下。”他说。
“要是我也会这么做。”
“你看,”蒙托亚说,“人们那样哄骗这孩子。他们不懂得他的价值。他们也不知道他意味着什么。凡是外国人都可以奉承他。他们从格兰德宾馆这事开始,一年之后,就将他抛在脑后了。”
“就像阿尔加贝诺。”我说。
“是的,就像阿尔加贝诺。”
“这样的人多得很。”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