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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哈罗德远足的男人与喜欢简奥斯丁的女人（第1页）

哈罗德发现酿酒厂里的几个家伙，包括纳比尔先生在内，发明了一种特别的走路姿势，一走起来就笑得歇斯底里，好像多有趣似的。“快看。”他们常在院子里自吹自擂，这时总有一个人会支起手肘，弯下腰，扎稳下盘，像母鸡扇翅膀一样摇摇晃晃地往前走。

“就是这样！操，就是这样！”其他几个会尖声怪笑，有时整群人都会吐掉嘴里的香烟，一起用这种姿势走起来。

连续几天透过窗户看着他们这样做，哈罗德突然反应过来他们是在模仿财务部新来的那个女人。他们是在模仿奎妮·轩尼斯和她的手提袋。回忆到这里，哈罗德一下醒了，迫切地想回到路上。明亮的阳光洒在窗帘上，仿佛想努力挤进来，找到他。虽然身体僵硬、双腿酸软，他还是能走的，脚跟上的水泡也没那么痛了，这让他松了一口气。衬衫、袜子、内裤晾在散热片上，前一晚他用洗衣粉和热水把这些都洗了。还没干透，硬硬的，但也可以穿。他在两只脚上分别贴好一块剪得整整齐齐的膏药，又小心翼翼地将塑料袋打好结。早餐过后，他会继续向北走。哈罗德是餐厅里唯一的顾客，餐厅里点着一盏橘色的灯，有股潮湿的气味。透过玻璃柜门能看到一些西班牙洋娃娃和死了的红头丽蝇，已经干成纸团一样。女服务员话很少，但哈罗德很高兴不用再作解释了。他吃得很多、很急，边吃边盯着窗外的路，算着一个平时不太走路的人走完到布克法斯特的六英里需要多久，更别说剩下的四百八十多英里路了。

哈罗德拿出奎妮的信默念，虽然不看也可以背出来。亲爱的哈罗德：这封信也许会让你小吃一惊。我知道我们已经很久没见了，但最近常常不自觉地想起过去。今年我做了一个手术……“我讨厌南布伦特。”房间那头传来一个声音。

哈罗德惊讶地抬起头。除了女服务员和他再没有别人了，她看起来不太像刚说了话的样子。她坐在一张空桌子旁，摇着腿，鞋子挂在脚尖上一晃一晃，摇摇欲坠。哈罗德喝完最后一点咖啡，又听到一句：“但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的确是那个服务员，虽然她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她的脸一直朝着窗外，嘴唇张成空空的O形，好像是嘴巴兀自在说话。他希望自己能说几句话，又不知从何开口。也许什么都不说，静静地听就够了，因为她继续说了下去：“南布伦特比起德文郡其他地方简直是多余。就算太阳出来时我也不喜欢。我会想，是，现在是好，但不会长久的。不是在看雨，就是在等雨。”

哈罗德叠起奎妮的信，装回袋子里。信封有点问题，但他又说不出是什么问题。再说，不专心听那女人说话似乎有点不礼貌，因为很明显她是在和他说话。

她说：“有一次我赢了一个去伊比沙岛的旅游，只要收拾好行李就可以出发了。但我却做不到。他们把机票都寄给我了，但我没有打开。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有机会逃离这里的时候，我没法把握？”哈罗德咬着嘴唇，想起自己这么多年来没和奎妮说过一句话。“或许是害怕，”他说，“我曾经有个很好的朋友，但是我花了好长时间才看清这一点。其实挺好笑的，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文具柜里。”他想起那个场景，笑了出来，但那女人没有笑。也许那场景太难想象了。她抓住摇得像钟摆一样的脚，仔细研究起来，好像以前没仔细观察过自己的脚。“有一天我会离开的。”她说。她的目光穿过空空的餐厅，与哈罗德的视线相遇，终于笑了起来。

和戴维的预言正好相反，奎妮·轩尼斯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女权主义者或同性恋。她矮矮胖胖，是个貌不惊人的女子，没有腰身，前臂上永远挂着一个手提包。众所周知，在纳比尔先生眼中女人不过是会计时的荷尔蒙炸弹，他会给她们一份酒吧招待或者秘书的工作，换取她们在他那辆捷豹汽车后座的“报答”。所以奎妮算得上是酿酒厂的一个“新尝试”，换了其他任何女人来应聘这份工作，纳比尔肯定都不会点头。

因为她是那样沉静、谦逊。哈罗德有次无意中听到一个同事说：“你简直会忘记她是个女人。”不出几天已经有消息说她为财务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进账，但这并没有减少逐渐蔓延到公司走廊上的各种模仿和讥笑。哈罗德真心希望她没看到或听到。有时在餐厅里碰见她，她手里握着纸包三明治，和那些年轻秘书坐在一起，静静地听她们说话，仿佛她们或自己根本就不存在。

一个晚上，他拿起手提包正要回家，突然听到柜门后传来一下抽鼻子的声音。他想继续走，但那声音又响了几次。终于他回过头来。哈罗德慢慢打开柜门，一开始除了几盒纸什么都没看到，正要松一口气，突然又听到那声音，像是在抽泣。接着他看到了，有个人背对他蹲着，紧紧地贴着墙。她的外套包在脊背上，绷得紧紧的。“不好意思。”他马上说，正要关上柜门赶紧离开，却听到她的哽咽：“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好意思才对。”现在他一脚踏在柜子里，一脚还在柜子外，面前是一个对着牛皮信封哭泣的女人。“我工作都做得挺好的。”她说。“当然了。”他瞥一眼走廊，希望能看到一个同事，过来和她聊一聊。他从来都是个不擅长表达情感的人。“当然了。”他又说了一次，好像重复这句话就够了。

“我有一个学位，我也不笨。”“我知道。”他回答，虽然这并不完全是事实，因为他对她实在知之甚少。

“那为什么纳比尔先生总要盯着我，好像在等我出状况一样？为什么他们都要取笑我？”

这个老板对哈罗德来说永远是个谜。他不知道那些废了人家膝盖的传言是不是真的，但他见过老板把最难缠的房东收拾得服服帖帖。上周他才炒了一个秘书，就因为她碰了一下他的桌子。哈罗德对奎妮说：“我肯定他认为你是个了不起的会计。”他不过是想让她别再哭了。

“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房租又不会自己交掉。但现在我只能辞职了。有时早上我根本不想起床。我父亲总说我太敏感了。”一下子听到的信息太多了，哈罗德不知该如何应付。

奎妮低下头，他看到她颈背上又黑又柔的秀发，这让他想起了戴维。他突然感到一阵遗憾。

“不要辞职，”他微微弯下腰，轻声说道，他说了心底话，“我刚开始工作时也觉得很难，总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但慢慢会好起来的。”

她什么也没说，他甚至怀疑她没有听到他的话。“现在你想从文具柜出来了吗？”他向她伸出手，这让他自己吃了一惊。同样惊人的是她握住了他的手。相比起来，她的手又软又暖。出了文具柜，她很快就恢复过来，顺一顺自己的短裙，仿佛哈罗德就是那褶皱，她要将他抚平。

“谢谢。”她有点冷淡地说，虽然鼻子还通红通红的。

她挺直腰板抬着头离开了，剩下哈罗德站在那里，仿佛他才是举止失常的人。他想她最终还是放弃了辞职的念头，因为每天抬头看向她的桌子，她都还坐在那里，一个人气定神闲地工作着。他们几乎不怎么交流。事实上他注意到只要他一走进饭堂，她就会包好手中的三明治起身离开。

金色晨曦洒在达特姆尔最高的山上，仍笼在阴影中的地面覆着一层薄薄的霜。晨曦落到地面上，像从手电里射出的光束一样，指着前方的旅途。又是一个好日子。离开南布伦特后，哈罗德遇到了一个穿睡衣的男人，他正在小碟子上放食物喂刺猬；他走过马路对面，避开街上的狗，突然看到一个年轻的文身女孩对着某间房子二楼的窗户大声吼：“我知道你在的！我知道你能听到我！”她来回踱着步，不时踢一下墙，整个身体因愤怒而微微发抖。每次看起来快要放弃的时候，她又会拐回来，再次喊道：“艾伦，你这个浑蛋！我知道你在上面！”他还经过一张被人丢弃的床垫，一个支离破碎的冰箱剩下的零件，几只不配对的鞋子，很多塑料袋，还有一个车轮的轴心盖。人行道再次变窄，从马路收成一条羊肠小道，他终于又回到了蓝天下、树篱间，看到厚厚地长着蕨草树莓的田埂。他大大松了一口气，连自己都惊讶怎么会这么如释重负。

他将剩下的饼干吃掉，虽然有几块已经碎了，还有一股洗衣粉的味道。这样走够快吗？奎妮还活着吗？他不能停下来吃饭睡觉。他必须一直走。

下午走下坡路时，哈罗德感到右边小腿后侧的肌肉时不时就刺痛一下，髋关节也不太妥当，连抬脚的动作都慢了下来。他双手撑腰，不是因为酸痛，而是感觉需要一点支撑；他又停下来查看一下脚上的纱布，给水泡破了的那只脚换了一张新的膏药。

小路一转，开始上坡，然后又往下倾斜。有时候身边的山岭、原野通通都看不见了，他完全忘了自己在哪里，只想着奎妮，想着她过去二十年的生活是怎样的。她结婚了吗？有没有孩子？在信里她还保留着她娘家的名字。

“我能将《天佑女王》反过来唱。”有一次奎妮这么告诉他。她还真唱了，嘴里还含着一颗薄荷糖，“还有《你不送我花了》。那首《耶路撒冷》也差不多可以反过来唱。”

哈罗德笑了。不知道当时他有没有笑出来。一群嚼着草的母牛抬头看见他，把嘴巴停下；有几头向他走近，刚开始还很慢，渐渐却开始小跑，硕大的身体眼看着会停不下来。哈罗德真高兴自己在路上，虽然双脚有点受罪，挂在手上的塑料袋有节奏地打在大腿上，在手腕上勒出一圈发白的痕迹。他试着把袋子架在一边肩膀上，却总是掉下来。

兴许是袋子里的东西太沉了。哈罗德突然想起了儿子，小小的，站在走廊上，肩上背着新书包。他穿着灰色的校服，肯定是第一天上学。戴维和爸爸一样，比同龄的小朋友高那么几英寸，给人一种比他们大几岁，或者是特别壮的印象。他抬头看住哈罗德，靠着墙说：“我不想上学。”没有眼泪，也没有死死抓着爸爸的裤脚不放。戴维说话的方式简洁，很自觉，很可以消除听话者的疑虑。哈罗德回答道——是什么？他说了什么？他低头看着这个儿子，他想给他一切，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