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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甚至都忘了这个词（第2页）

我甚至忘记了保育院，因为我已经和妈妈一起生活了。这位女士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可泪水仍是溪流般流淌不断。于是，她说：

“把我的电话给你吧……如果想了解自己的过去，就给我打个电话。我清清楚楚记得你。你是我们那里最小的……”

她走了，可我站在原地，一动也不能动。当然，本来我应该追上她去，好好地询问一下，但我没有跑过去，没有追赶她。

为什么我没有这样做？我是个羞怯的人，非常腼腆，对于我来说，人——都是陌生的，危险的，我不会和任何人交谈。一个人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自言自语。我对一切都充满了恐惧。

妈妈到了1946年才找到我……我当时八岁。她和姐姐被驱赶到了德国，在那里她们勉强幸存了下来。回国后，妈妈找遍了白俄罗斯的所有保育院，对找到我已经快要不抱任何希望了。而我就在不远的地方……明斯克。但是，我丢失了那张纸条，妈妈给我写的那张，他们给我登记的是另外一个姓名。妈妈在明斯克的保育院里查看了所有叫阿妮娅的小姑娘。她确定，我就是她的女儿，根据我的眼睛，还有高高的个头。有一周的时间，她都到这里来看我：她是不是阿涅奇卡呢？我的名字保留了原来的。当我看见妈妈，我的内心涌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我没有任何原因地哭了起来。不，这不是对某种熟悉的事物的回忆，是另外一种感受……周围的人都说：“妈妈，这是你的妈妈。”在我面前打开了某个全新的世界——妈妈！一道神奇的大门敞开了……我对那些被称作“爸爸”和“妈妈”的人一无所知。我很害怕，而别的人都很高兴。大家都冲着我微笑。

妈妈招呼来了我们战争前的邻居：“请从里面找出我的阿涅奇卡。”

女邻居立刻就指出了我：“这就是你的阿涅奇卡！不用再怀疑了，领走吧，和你一样的眼睛，一样的脸庞……”

傍晚的时候，女保育员找到我说：“明天你就要被领回家了，你就要走啦。”

我感到非常害怕……

早晨，他们给我洗了澡，穿上衣服，从所有人那里都感受到了温柔。我们爱发火的老保姆也在对我微笑。我明白，这是我和他们的最后一天了，他们在和我道别。突然我哪里都不想去了。妈妈带来的衣服，都给我换上了：妈妈的皮鞋、妈妈的连衣裙，因为这些，我已经与自己保育院中的朋友们区别开来了……我站在他们中间——就像是陌生人。他们看着我，好像第一次看见我。

在家里印象最深刻的东西是无线电广播。当时还没有收音机，在角落里挂着个黑色的盘子，从那里面发出声音。每分钟我都在盯着它，吃饭的时候，往那边看着，躺下睡觉的时候往那边看着。那些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怎么挤到里面去的？谁也不能跟我解释，要知道我的性格很孤僻。在保育院，我和托玛奇卡交上了朋友，我喜欢她，她很活泼，经常微笑，而谁也不喜欢我，因为我从来都不笑。我到了十五六岁才开始微笑。在学校里我隐藏起了笑容，为了不让人看到。要是微笑的话，我觉得害羞。我甚至不会和女孩子们交流，她们在课间休息的时候随便聊天，我却什么都不会说，呆坐着，一言不发。

妈妈从保育院把我接回家，过了两天，是星期日，我和她去市场。我在那里看到了一个警察，就歇斯底里地跑开，叫喊着：“妈妈，德国人！”——撒开腿就飞跑。

妈妈追赶着我，人们为我让路，而我全身颤抖地喊叫着：“德国人！”

这之后，我有两天没有到街上去。妈妈跟我解释，说那是警察，他保护我们，维护街上的秩序，却没办法说服我。无论如何都不行……德国人穿着黑色的大衣到过我们保育院……真的，当时他们抽了血，他们把我们分别带到单独的房间里，他们穿着白色大褂，但是白大褂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们穿着军装……

在家里，我对姐姐也不习惯。本来应该是亲热的姐妹，可我在生命中第一次看到她，她为什么就是我的姐姐呢。妈妈整天上班。早晨我们醒来，她已经不在家了，炉子上放着两个瓦罐，我们自己盛粥喝。一整天我都等着妈妈——就像等待非同寻常的事情，像是等待某种幸福的来临。可她回来得都很晚，我们都已经睡着了。

我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个坏了的玩具娃娃，头是玩具娃娃的头。我很喜欢它。这是我的快乐，从早到晚都抱着它。这是我唯一的玩具。我幻想有一个球。我到院子里去，孩子们都有球，用专门的网袋装着，它们就是这样带着网袋卖的。我请求他们，给我玩一会儿。

十八岁的时候，我给自己买了一个球，用自己在钟表厂第一个月的工资，理想实现了。我把球带回家，带着网兜一起挂在格子柜上。我不好意思带着它到院子里去，我已经长大了，我坐在家里，看着它。

过了许多年，我打算去找斯捷帕尼达·伊万诺夫娜。一个人去犹豫不决，但是丈夫支持我：“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吧。你为什么不想知道自己的过去呢？”

“难道我不想？我是害怕……”

我拨通了她家的电话，听到的回答是：“斯捷帕尼达·伊万诺夫娜·杰久里亚去世了……”

我不能原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