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季来临,日出酒店生意大好,很快就成为塞浦路斯最火爆的酒店。有时他们不得不婉拒前来住店的客人,原因很简单,房间不够了。
侯赛因看着这些客人,心里纳闷,对于这座岛国的紧张局势,他们竟然浑然不觉。度假是为了休息和放松,人们在此期间可以不必理会工作,享受悠闲时光。很多人随意翻看着日出酒店里的各国报纸,却从不购买。酒店并不出售塞浦路斯的报纸,只售有《国际前锋论坛报》《泰晤士报》《费加罗报》《时代周报》和其他杂志。
侯赛因知道,若是看了当地报纸的头版,他们一定会心神不安。在美丽的大海、阳光和沙滩背后,一场内战正在酝酿之中。不论是否受到直接威胁,这种不确定感都令所有塞浦路斯人忐忑不安。
家里总有很多报纸,不是父亲就是阿里买回来的,这些报纸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讨论甚至争论。过去几个月里发生了几十起爆炸和袭击事件,大都以警察局为目标,大量武器弹药被抢夺。四月的一天,帕福斯、利马索尔和拉纳卡三地二十四小时内发生了三十多起爆炸事件。
“不必烦恼,”看到侯赛因皱着眉头看头条,埃米内安慰道,“这次我们不是目标。”
“你母亲说得对,”他父亲哈里德说,“他们恐吓的对象不是我们。看起来马卡里奥斯总算有了点进展。”
为了和EOKAB队对抗,马卡里奥斯成立了一支新辅警队“战术警察预备队”,任务是继续搜索,成立当月便抓捕了四十个格里瓦斯的支持者。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就不一样了,”哈里德在消除孩子们的疑虑,“我们走在街上都担心会没命。”
侯赛因并不需要提醒,虽然他当时还是个小男孩,但依然记忆犹新,特别是一九六四年的夏天。当时塞浦路斯已处在战争的边缘。希腊族攻击了北方的土耳其族村庄柯克伊亚,他们以为土耳其军队将在那里登陆。土耳其族用凝固汽油弹和火箭弹进行了报复。虽然没有爆发全面战争,可那里还是遭遇了经济封锁,他们都经历了极度贫困。
那之后,哈里德带着家人搬进一个飞地村庄。没过多久,他的姐姐就带着儿子穆罕默德来投靠他们。这里比较安全,却与世隔绝。侯赛因最清晰的记忆就是饥饿。他们一同分享所有的食物,可还是吃不饱。基本的食物到不了这个社区,他们只能依靠父亲和表哥冒险在其他区域寻到的食物维持生命。
他记得,只要父亲他们天黑前没回来,母亲就特别着急。她会站在门口张望,一站就是好几个钟头,等到他们终于回来了,她会伸出手紧紧拥抱他父亲,仿佛她思念了他好几个星期。
有一天,只有父亲一个人回来了。片刻后,他们住的那条街上就聚了很多人,把他团团围住,问这问那。侯赛因被挤到了人群外,他只能踮起脚尖紧张地看着父母。
当时他年纪太小了,没人告诉他出了什么事,可女人们都在无声哭泣,男人们则异常安静。他惊恐地等着。肯定有事发生。
没过多久,他就看到父亲开车出了村子。当时是七月,卡车扬起了一大片尘土。
那天晚上,没人要他上床睡觉,那是唯一一次他可以和大一些的男孩子一起在街上踢球,不必担心与封锁街道一端的铁丝网太近。
天亮前,卡车回来了,他表哥的尸体就在车里。他第一次看到尸体。没多久前穆罕默德还和他一起在院子里玩,笑着闹着,拉着他转圈圈,充当守门员,让他这个弟弟运球过人。现在的穆罕默德却一动不动,十分苍白。很多人围住尸体,为了看得清楚些,侯赛因只好站在房间一边的椅子上。他想要好好看一看。
表哥大他十五岁。他一直在学习,想做一名律师,他的小表弟把他当英雄。
穆罕默德十分为自己的整洁外表而骄傲:“一个男人应该始终穿干净的衬衫去工作。”他经常这么对侯赛因说。可侯赛因注意到那天他穿的有些不一样。他穿了一件脏兮兮的衬衫,深红色的衬衫恰如土耳其国旗。
虽然大人都尽可能地保护孩子,可现实无从回避。有人把他的表哥砍死了。他们没有再说起这事,可他们每天都会想起穆罕默德。几年后,厄兹坎家给意外到来的小儿子起名穆罕默德,关于他表哥的记忆以这种方式存续,一直是那么鲜活。
“好像他就是来替代你表哥的。”他母亲说,她当时四十一岁时,以为自己再也不会生孩子了。
侯赛因记得,那次事件后的一段时间,他们愈发吃不饱肚子了。家里人都不愿意冒险出去找吃的,所以一连好几个月,他们只能靠吃豆类果腹。当时的侯赛因十分瘦弱,此后也没再长胖,即便现在他已经成了一个受人注目的运动员,也是一样。
后来他们搬去了城里,情况一点点好了起来。周围似乎安全了,笑容又回到了他父母的脸上。不管是希腊族塞浦路斯人还是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每个家庭都感同身受。
“我们是一起走过来的,”他母亲说,“我们爱的人死了,我们的身份就不重要了。痛苦都是一样的,都那么可怕。”
侯赛因注意到,父亲只是默默地听母亲说这些话,没有吱声。他通常不会公开反驳她,只会找些其他事去做,不是突然去干毫无必要的修理活,就是抄起一份报纸看当天的新闻,或是到外面抽烟。所有这些行为都是沉默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