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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九点十五分,我疲惫不堪地回到家,发现莉莉穿着睡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我放下包。“你过来多久了?”
“早饭的时候就来了。”
“你还好吧?”
“嗯。”
她脸色苍白,要么病了,要么就是太累了。
“不舒服?”
她拿碗吃着爆米花,手指懒懒地在碗底抓着碎屑。“今天我什么事儿都不想做。”
她的手机响了,她无精打采地看着刚刚发来的信息,然后把手机塞到沙发垫子下面。
“真的没事吗?”过了一会儿,我又问道。
“没事。”
她看上去可不像没事的样子。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我说了我没事。”
说话的时候,她没看我。
那晚,莉莉就住在我的公寓里。第二天,我正要去上班,特雷纳先生打来一个电话,说要跟莉莉通话。莉莉眼神空洞地望着我,很不情愿地接过听筒。听不清电话那头具体讲了些什么,但能够辨认出特雷纳先生的语气:和蔼慈祥,令人安心,非常温柔。那边说完后,莉莉略略犹豫了一会儿,说:“好吧。”
“你要再去见他了?”她把听筒递回来,我问。
“他想到伦敦来见我。”
“嗯,那很好啊。”
“但现在他不能离她太远,因为她随时可能生产。”
“你想让我送你回那边见他吗?”
“不用。”
她用膝盖抵着下巴,漫无目的地换着台。
“你想聊聊吗?”过了一会儿,我说。
她没有回答。一两分钟后,我意识到,她不想聊。
星期二,我走进卧室,关上房门,给特丽娜打了个电话。我们一周要通几次话。现在我跟父母的关系拉近了许多,和妹妹之间的谈话“雷区”便不复存在了。隔阂消除,联系自然也频繁一些。
“你觉得这正常吗?”
“父亲说,我十六岁的时候,曾经有整整两个星期没跟他说一句话,只是小声抱怨咕哝着。那时候我其实挺开心的,没什么心事。”
“但她连声咕哝都没有,看上去心情很不好。”
“十几岁的小孩儿,都那样,那是他们的‘默认设置’。反倒该担心那种整天乐呵呵的孩子,他们可能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习惯,暴饮暴食啊,厌食症啊,或者从商店里偷口红啊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