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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夫诺城是重要的铁路枢纽，在卢波米尔斯基王侯家的宫殿和沟壑环绕的公园周围发展起来。乌斯梯河从南到北横贯整座城市。在河流与沼泽之间耸立着一座城堡，在俄国人执政时期，那里还有一个美丽的湖泊，天鹅在湖上漂来漂去。城堡、卢波米尔斯基宫殿以及天主教和东正教的许许多多教堂组合成罗夫诺城市空中轮廓线，其中一座教堂上饰有一对双子座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座城市容纳了约六万人口，在这些人口中，犹太人占多数，其他居民有乌克兰人、波兰人、俄国人以及一些捷克人和德国人，还有数千犹太人居住在附近的村镇里。村庄周围是一片片果园和菜地、牧场、小麦和黑麦田，麦田有时在微风中抖动，细浪翻腾。火车的轰鸣不时会打破田间的沉寂。偶尔你可以听见乌克兰农家女在花园里歌唱。远远听去，那声音像在抽泣。

目之所及，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平缓的小山不时隆起，与河流池塘相互交错，湿地森林星星点点。城市里有三四条“欧式”大街，街上矗立着几幢新古典风格的公务楼，还有一排中产阶级居住的二层小楼，小楼几乎你靠着我我挨着你，清一色的外观，带有锻铁阳台。这些商人之家的第一层给一排小商店占据了，但是多数旁路都是没有铺设的小道，冬天泥泞，夏天灰尘泛起。有些旁路上不时铺着不牢固的木板路面。你一拐上一条旁路，就会置身于低矮的斯拉夫式房屋之间，这些房屋墙厚，屋檐突出，周围是个人经营的小块园地，以及无数摇摇欲坠的棚屋，有些棚屋的窗子陷到了地里，屋顶上杂草丛生。

1919年，犹太教育组织塔勒布特在罗夫诺开设了一所希伯来语中等学校、一所小学，以及几所幼儿园。我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在塔勒布特学校受的教育。在二三十年代，罗夫诺出版了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报纸，十个或十二个犹太政党相互之间斗争激烈，希伯来文学俱乐部、犹太教、科学和成人教育生机勃勃。二三十年代，反犹主义在波兰愈演愈烈，犹太复国主义和希伯来教育则变得越来越强大，与此同时（并不矛盾），宗教与世俗分离论和非犹太文化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注

每天晚上十点整，夜行快车驶出了罗夫诺站，开往兹多伯诺沃、利沃夫、卢布林和华沙。星期天和基督教节日，所有教堂里的钟声鸣响。冬天暗无天日，白雪飘飘，夏日暖雨降落。罗夫诺的电影院由一个名叫布兰德特的德国人所有。有位药商是捷克人，名叫玛哈奇克。医院里的头号外科医生是犹太人，叫赛戈尔博士，他的竞争对手谑称他为疯人赛戈尔。他在医院里有个同事叫约瑟夫·考皮伊卡，是个矫形外科医师，激进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者。摩西·罗坦伯格和希姆哈—赫尔茨·玛雅菲特是镇上的拉比。犹太人经营木材、谷物、磨坊生意，从事纺织、家用物品、黄金和白银加工、皮革、印刷、服装、食品杂货、缝纫用品、贸易和银行业。一些年轻的犹太人在社会良知驱使下加入到无产阶级的行列，当印刷工人、学徒、普通劳动者。皮栖尤克家族有家啤酒厂。特维斯科尔家族是远近闻名的工匠。斯特罗奇家族制作肥皂。金德尔家族承租了森林。斯泰恩伯格家族拥有火柴厂。1941年7月，德国人从两年前接管罗夫诺的苏联军队手中将城市拿下。1941年11月7日到8日两天里，德国人及其帮凶屠杀了城中两万三千名犹太人。幸存下来的五千人后来在1942年7月13日遇害。

我母亲有时用平静的声音——那声音在语词结束后还有些拖延——怀着悠悠怀旧之情，向我讲述她已然离开的罗夫诺。仅用六七个句子，就能给我绘制出一幅画面。我一再推迟前去罗夫诺的时间，这样一来母亲送给我的图画就不会被替代。

20世纪20年代任罗夫诺市市长的古怪的莱比代夫斯基从来没有子女。他住在都宾斯卡大街14号的一所大房子里，四周有一亩多地，一个花园，一个家庭菜园和一个果园。和他住在一起的有个单身女仆，还有女仆的小女儿，据传这个孩子是他自己的女儿。还有位他的远房亲戚柳波娃·尼吉提奇娜，一个身无分文的俄国贵族，声称自己也在某种程度上是时下罗曼诺夫家族的远亲。她和她同母异父的两个女儿住在莱比代夫斯基家里，两个女儿分别叫作塔西亚，或安娜斯塔西亚·萨尔季耶夫娜，和尼娜，或者安东尼娜·波莱斯拉沃夫娜。三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那实际上是走廊的一头，用窗帘隔开。这三位女贵族和一件富丽堂皇的18世纪体积庞大的家具共享这块小地方，家具是桃木的，上面雕有花纹和装饰图案。在家具里面，在它光滑的门后，塞着一件件古玩、银器、瓷器和水晶制品。她们还有一张宽大的床，上面放着色彩鲜艳的绣花靠垫，显然三个人躺在一起。

房子里有个宽敞的储藏室，但在储藏室下面有个大地窖，既用作车间，又用作食品储藏室、仓库、酒窖，散发着各种浓烈的气味，那气味怪怪的，有点可怕，但也混杂着五花八门的迷人气味：干果，黄油，香肠，啤酒，谷类食品，蜂蜜，各色果酱，一桶桶泡菜、黄瓜和各种调料，一串串横穿酒窖挂起来的干果，装在口袋和缸里的豆子，混杂着柏油、煤油、人造沥青、煤和木柴的气味，还散发着轻微的霉味和腐烂味。从天花板上的一个小口射进来一缕灰尘弥漫的斜光，它似乎强化了黑暗，而不是驱散了黑暗。我从母亲所讲的故事中，了解了这个地窖，即便现在，当我提笔写作时，闭上眼睛，也能走到那里，呼吸到那令人头晕目眩的气味。

1920年，就在马沙尔·毕苏斯基注的波兰军队攻克了俄国人占领的罗夫诺和整个西乌克兰地区的前夕，莱比代夫斯基市长失宠，被从办公室赶了出来。他的继任是个愚钝的恶棍和酒鬼，名叫波加尔斯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残酷的反犹主义者。莱比代夫斯基在都宾斯卡大街的房子，被我外公，即开磨坊的纳弗塔里·赫尔茨·穆斯曼低价买下。他携妻子伊塔和三个女儿一同搬了进去。三个女儿是1911年出生的大姐哈娅，或妮玉斯娅，两年后出生的瑞夫卡—菲佳，或范妮娅，以及老疙瘩，出生于1916年的撒拉，或索妮娅。我最近得知房子至今犹存。

都宾斯卡大街的名字被波兰人改成卡扎莫娃（军营），大街一侧林立的是城中较富有阶层的宅邸，而另一侧则被军营占据。春天，街道上弥漫着从花园和果园里飘来的阵阵香气，有时夹杂着烘烤新鲜面包、蛋糕、饼干、果派的气味，还有从住宅厨房里飘来的浓浓菜香。

在那套有许多房间的宽敞住房里，穆斯曼一家从莱比代夫斯基那里“继承”下来的各种房客继续住在那里。爸爸不忍心把她们赶出去。因此，老仆人卡西尼亚·德米特里夫娜，谢尼特奇卡继续住在厨房后面，和她同住的还有女儿多拉，她也许是，也许不是莱比代夫斯基本人的种，大家都只叫她多拉，不挂父亲的姓。在走廊尽头，在沉重的帘幕背后，仍然称自己是皇亲的一贫如洗的女贵族里柳芭，柳波娃·尼吉提奇娜和女儿塔西亚和尼娜不受任何干扰留在她们的小领地。三人都非常瘦弱，挺拔，高傲，总是精心打扮，“如同孔雀群”。

在房子正面一间光线充足按月收取租金的宽敞房间，人称“卡比尼特”里，住着一位名叫詹·扎克尔杰夫斯基的波兰军官。他五十多岁，好吹牛，懒惰，多愁善感，身材结实，有男子汉气概，肩膀宽阔，相貌不错。姑娘们叫他潘尼·波尔考夫尼克。每个星期五，伊塔·穆斯曼会派某个女儿端上一盘刚刚出炉的香喷喷罂粟籽蛋糕，她得彬彬有礼地敲开潘尼·波尔考夫尼克的房门，行屈膝礼，代表全家祝他安息日快乐。军官会身体前倾，抚摸小姑娘的头发，有时抚摸她的后背或者肩膀，他一律管她们叫吉卜赛人，向每个人许下诺言，说要忠实地等待她，等她长大后娶她为妻。

取代莱比代夫斯基的反犹主义市长波加尔斯基有时会来和退休了的扎克尔杰夫斯基一起打牌。他们一起饮酒，抽烟抽得“天昏地暗”。几个钟头过去，他们的声音变得沙哑粗嘎，狂笑中夹杂着呻吟和喘息。每当市长来到这里，姑娘们便被送到房子后部，或者花园里，免得听到教养良好的女孩子不宜听到的话。仆人时不时会给男人们端上热茶、香肠、鲱鱼，或是一盘水果蜜饯、饼干和坚果。每次她都会满怀敬意地转达住宅女主人的要求，要他们压低嗓门，因为她患有“剧烈的头疼”。先生们怎样对仆人做出回答，我们永远不得而知，因为仆人“聋如十堵墙”（或者有时称之为“聋如全能的上帝”）。她会在自己身上画十字，行屈膝礼，拖着疲惫痛苦的双脚离开房间。

一个星期天，黎明时分，第一束光尚未升起，住宅里的人仍然在沉睡，扎克尔杰夫斯基长官决定试试他的手枪。他先是隔着关闭着的窗户朝花园射击。碰巧，或是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他在暗中竟然射中一只鸽子，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鸽子受了伤，但仍然活着。而后，他出于某种原因，近距离朝桌子上的酒瓶射击，朝自己的大腿射击，朝枝形吊灯射击两次，但没有打中，他用最后一粒子弹打碎了自己的脑壳，死去。他是个多愁善感唠唠叨叨的人，心胸坦荡，经常冷不丁放声歌唱，或放声哭泣，为自己民族的历史悲剧伤心，为让邻居们用棍棒打死的可爱小猪仔伤心，为冬天来临之际鸣禽们的痛苦命运伤心，为钉上十字架的耶稣所遭受的苦难伤心，他甚至为遭受五十代迫害、依然没有看到光明的犹太人感到非常伤心，他为自己莫名其妙逝去的人生伤心，不顾一切地为某个叫瓦西丽莎的女孩伤心，许多年前，他曾允许她离开了自己，为此他永远也不会停止咒骂自己的愚蠢，咒骂空虚而无价值的人生。“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经常用波兰人的拉丁语慷慨陈词，“你为何将我抛弃？你为何将我们大家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