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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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8年和1949年之交的冬天，战争结束了。以色列与周边国家，先是埃及，继而是外约旦，最后是叙利亚和黎巴嫩签订了停火协议。伊拉克未签署任何文件撤退了远征军。尽管签订了这些协议，但是所有的阿拉伯国家继续宣称：有朝一日他们会发动“第二轮”战争，把他们拒不承认的国家置于死地。他们宣称，这个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场不断侵略的行动，他们将其称作“人造国家”。

在耶路撒冷，约旦司令官阿卜杜拉·塔勒中校和以色列军事指挥官摩西·达扬中校几次会晤，拟定划分城市的分界线，就通往守望山大学校园的护送通道达成协议，当时那里仍然是外约旦管辖地区内的一小块孤立的飞地。沿分界线建起混凝土高墙，将半属于以色列耶路撒冷和半属于阿拉伯耶路撒冷的街道阻隔开来。四处架设起瓦楞铁屏障，以使城市西部的行人能够躲避城市东部埋伏在屋顶上的狙击手的视线。布有带刺铁丝网、雷区、发射阵地和观察哨的设防区横贯整座城市，从北、东、南三方将以色列部分包围起来。只有西部属于开放地带，一条蜿蜒而上的公路把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以及新国家的其他地区连接起来。但是由于部分公路仍由阿拉伯军团掌控，因此有必要沿着它修一条支路，同时修一条新的输水管道，取代英国人修的已经陷于半瘫痪状态的输水管道，替代仍然在阿拉伯控制下的抽水站。这条新修的路叫作布尔玛路。一两年后，又修了一条新的柏油支路，名叫英雄路。

在那年月，年轻国家中的一切似乎均为战场捐躯者、为英雄主义、为斗争、为非法移民、为实现犹太复国主义梦想而命名。以色列人为所取得的胜利而自豪，确立自己事业的正义性，具有道德优越感。人们没有特别在意成千上万巴勒斯坦难民和临时难民营里那些无家可归者的命运，许多人流离失所，许多人从被以军征服的城镇与乡村中驱逐出去。

人们说，战争当然是一个十分可怕的东西，充满了苦难，但是谁让阿拉伯人发动了战争？毕竟，我们接受的是联合国允诺的分治妥协方案，是阿拉伯国家反对进行任何调解，试图把我们赶尽杀绝。不管怎样，大家都知道一切战争均有牺牲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百万难民仍然在欧洲漂泊不定，有些整个族群离乡背井，另一些族群则在自己的土地上安居乐业，刚刚建立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交换数百万人口，希腊与土耳其也是一样。毕竟，我们已经失去了老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居住区，我们失去了古什埃齐昂、卡发达罗姆、阿塔罗克、卡利亚和内韦雅考夫，就像他们失去了雅法、拉马拉、利夫塔、埃里玛里哈，以及埃因卡里姆。成千上万被赶出阿拉伯国家的犹太难民来到此地，取代了成千上万背井离乡的阿拉伯人。人们小心翼翼避免使用“驱逐”一词。代尔亚辛村的大屠杀被称作“不负责任的极端分子”所为。

一道混凝土帘幕垂落下来，将我们与住在谢赫贾拉和耶路撒冷的其他阿拉伯邻居阻隔。

我从我们家屋顶可以看到淑阿法特，比杜以及拉马拉的清真寺光塔，尼比萨姆维尔上方孤零零的高塔，警察培训学校（一个约旦狙击手从那里开枪，打死了正在家门外院子里玩耍的约尼·阿布拉姆斯基），遭到围困、由阿拉伯军团掌管的守望山和橄榄山，谢赫贾拉和美国侨民居住区的屋顶。

有时，我想象自己能够在浓密的树梢间认出希尔瓦尼庄园的房顶。我相信他们比我们要舒适多了，他们没有数月遭到炮轰，没有忍饥挨饿，没有被迫睡在臭烘烘的地下室里的垫子上。尽管如此，我还是经常从心灵深处向他们说点什么。就像盖乌拉大街上修理玩偶的古斯塔夫·克洛赫玛尔一样，我渴望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站在和平调解代表团的前列走向他们，向他们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向他们道歉，并接受他们的歉意，在那里品尝饼干和橘皮蜜饯，显示我们的谅解与高尚，签署有关和平友谊与相互尊重的协议，或许也劝阿爱莎和她的小弟弟以及整个希尔瓦尼家族相信，那场事故不完全是我的错，或者不光是我的错。

有时，我们会被约一英里之外的停火线那边传来的一阵机关枪声，或是新界那边宣礼员那略带哭腔的唱颂惊醒——那声音就像令人毛骨悚然的悲歌，闯入我们的梦乡。

在我们家避难的客人们已经搬走。罗森多夫夫妇已经回到楼上自己家里；神情恍惚的老太太和女儿把铺盖装进一条麻袋，不见了踪影；吉塔·米尤多夫尼克、算术教科书作者的遗孀也离开了，当时是我父亲凭着一双自己借出去的袜子认出了教科书作者面目全非的遗体；约瑟夫伯伯和他的弟妹哈娅·爱里茨迪克回到塔拉皮尤特街上克劳斯纳家的住宅，住宅正门前的铜牌上镌刻着“犹太教和人文主义”的铭文。住宅在战时曾遭到毁坏，他们得在里面修整一番。老教授一连几个星期为自己的几千本书痛惜不已，这些书被从书架上横扫到地上，或者用作屏障和掩体以阻挡从已经成为发射阵地的住宅窗口射出的子弹。战后发现，浪子阿里埃勒·爱里茨迪克安然无恙，但是他继续争论、谩骂可怜的本—古里安本可以解放老城和圣殿山但没有为之，他本可以把阿拉伯人全部赶到阿拉伯世界里，但没有为之，这一切皆因为他和他的左派激进伙伴掌管了我们所深爱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式的和平主义和托尔斯泰式的素食主义思想的引导下误入歧途。他坚信，很快一个令人自豪的新型民族领袖阶层将会崛起，我们的军队会放开手脚，终将从阿拉伯征服者的枷锁下解放故乡的每一寸土地。

然而，绝大多数耶路撒冷人并不向往另一场战争，并不在意消失在混凝土帘幕与雷区背后的哭墙，还有拉结墓的命运。破败不堪的城市舔舐自己的创伤。整个那个冬天以及接下来的春夏，杂货铺、蔬菜水果店以及肉铺前面排成一长条灰线。又开始了缩减制度。卖冰人的车后聚集起一排排人，卖煤油的车后也聚集起一队队人。按照配给票证本上的购物券分配食品。鸡蛋和一点点鸡肉只限定售给儿童和持有医疗证明的病人。牛奶限量供应。在耶路撒冷很少看到水果和蔬菜。油、糖、粗面粉和面粉两星期或者一个月间或出现一次。要是你想买普通的衣服、鞋子或者家具，你就得用光你配给票证本上正逐渐减少的宝贵购物券。鞋子多用仿皮制作而成，鞋底薄得像层薄纸板。家具也尽是伪劣产品。人们喝的不是咖啡，而是喝代用咖啡或者菊苣根，鸡蛋粉和奶粉代替真正的鸡蛋和牛奶。我们开始痛恨每天必吃的冷冻鳕鱼鱼片，那是新政府廉价从挪威买来的，储量丰富。

战争过后的最初几个月，你若离开耶路撒冷去往特拉维夫或国内其他某地，甚至都需要特批。但是所有精明或一意孤行的人，手里有点小钱了解黑市的人，与新管理阶层勾勾搭搭的人，基本感受不到物品匮乏。有些人想方设法在居民已经逃亡或遭到驱逐的阿拉伯繁华地段，或者是战前英军和内政服务家庭居住的地段，如卡塔蒙、塔里比耶、巴卡阿、阿布托尔以及德国人居住区，攫取房产。成千上万逃离或被逐出阿拉伯国家的比较贫穷的犹太人取代了比较穷困的阿拉伯人，居住在穆斯拉拉、利夫塔和埃里玛里哈。特拉皮尤特、阿伦比军营以及贝特马兹米尔建立起一个个临时大难民营，瓦楞铁搭起的棚屋一排接一排，没有通电，没有排水沟，没有自来水。冬天，棚屋与棚屋之间的一条条小路变成泥泞，寒冷彻骨。伊拉克来的会计、也门来的铁匠、摩洛哥来的商人和店主、布加勒斯特来的表匠挤进这些棚屋，参加政府筹划的耶路撒冷山上清理石头再造林地工程，换取微薄的收入。

“英雄主义年代”一去不返，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大规模加入英军和英国人在反纳粹战争中建立的犹太旅的年代，抗英斗争、地下武装、非法移民、“塔与栅栏”的新村定居、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五国正规部队的殊死搏斗，永远成了过去。

燃情时代既已结束，我们突然生活在灰暗、阴郁、潮湿、卑鄙与琐碎的“后早晨”。（我后来试图在长篇小说《我的米海尔》中捕捉到这种气息。）在这个年代里，有的是发钝的奥卡瓦剃须刀片，没有味道的象牙牙膏，臭烘烘的议会烟卷，“以色列之音”狂吼滥叫的两个体育评论员尼哈米亚·本—阿夫拉汉姆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尼，鳕鱼肝油，配给票证本，施姆里克·罗森及其测试节目，政治评论员摩西·麦德兹尼，使用崇尚希伯来精神的姓氏，食品配给，政府工作方案，杂货店前一排排长队，嵌进厨房墙壁里的食品储藏室，廉价沙丁鱼、应可达罐头，以色列—约旦联合停战委员会，来自停火线另一方的阿拉伯渗透者，戏剧公司——奥海尔、哈比玛、哆—来—咪、克里斯巴特伦、喜剧演员达吉干和舒马赫、曼德尔鲍姆门交叉路口、报复性的袭击、用煤油给孩子洗头去除虱子、“向临时难民营伸出救援之手”、“遗弃的阿拉伯资产”、防御基金、无人地带，还有“我们的血不会白流”。

我再次每天早晨前往塔赫凯莫尼大街的塔赫凯莫尼宗教学校上学。在那里上学的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会打架，父母都是艺术家、体力劳动者和小商贩。他们家里都有八九个孩子，其中一些人总在觊觎我的三明治。一些人剃着光头，我们都戴黑颜色的单角贝雷帽。他们很快便发现，我是他们当中唯一的独生子女，在他们当中最为弱小，我很容易上火或者不开心，因此他们合伙聚在操场的水管旁边对付我，向我泼水。当他们想出些新鲜出格的点子羞辱我时，我有时会站在讥讽折磨我的人当中喘着粗气，挨打，浑身是土，分明是狼群中的羊，冷不丁令我的敌人大吃一惊，我开始歇斯底里殴打抓挠自己，狠狠地咬自己的胳膊，形成一道血牙。有那么两三次，妈妈情绪失控，当我的面也是这么做的。

可是有时候，我给他们编未完待续的悬念小说，按照我们在爱迪生影院看到的动作片的套路编让人屏住呼吸的情节。在那些故事里，我毫不犹豫把人猿泰山引见给飞侠哥顿，要么就把尼克卡特介绍给福尔摩斯，要么把卡尔·迈笔下的牛仔和印第安人的世界和梅恩·里德与宾虚或神秘的外部太空或纽约郊区的恶棍帮派糅合起来。每次休息，我通常只给他们讲一段，就像《天方夜谭》里的山鲁佐德用故事来延续自己的生命，始终在最为紧张的当口止住，正当主人公似乎就要遭受厄运、面临绝路时，无情地且听来日分解（我尚未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