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母亲,我可以透过长大的孩子的脸孔,看到那个从婴儿毛毯折痕间偷偷看我的脸。我看到十一岁大的女儿为指甲涂上鲜艳的指甲油时,便会回忆起从前她过马路时依偎在我身旁的模样。当医生说,真正的危险从青春期开始,因为心脏不知如何响应突发的生长期,我仍然假装那是很久以后才会发生的事。
“三局两胜。”克莱尔从医院的短罩衫里伸出手,举起拳头。
我也举起手。剪刀,石头,布。
“布。”克莱尔咧嘴笑道,“我赢了。”
“你才没有。”我说,“哈啰?剪刀?”
“我忘了告诉你,现在下雨,剪刀生了锈,你要把布放在下面,把它包起来带走。”
我笑了起来。克莱尔轻轻移动身子,小心翼翼地不碰到任何管线。“谁喂唐德力?”她问。
唐德力是我们的狗。它是一只十三岁大的猎鹬犬,也是除了我之外,唯一连接着克莱尔和她姐姐的生命。克莱尔从未见过伊丽莎白,但在她们成长的过程中,都曾把假珍珠项链套在唐德力的脖子上,将它打扮成自己从未拥有过的姐妹的模样。“不用担心唐德力。”我说,“必要的话,我会打电话给莫莉西太太。”
克莱尔点点头,看了一下时钟:“他们应该回来了才对。”
“宝贝,我知道。”
“为什么耽搁了这么久?”
这个问题可以有一百种答案,但是漂浮于我心头的却是两郡之外的某家医院,另一位母亲必须和她的孩子道别的场面。这样,我就有机会救我的孩子了。
克莱尔的疾病学名为“扩张性心肌病”。一年有一千两百万的孩子得这种病。她的心室会扩张伸展,心脏无法有效地吸抽血液。这种病变无法修复,如果足够幸运,患者可以与之共存,反之便会死于充血性心衰竭。百分之七十九的儿童病例病因不明,某些人试图将其因归为心肌炎或其他幼年时期的滤过性病毒感染,另一些人则主张患儿遗传了双亲之一的缺陷基因。我认为克莱尔属于后者。毕竟,一位从悲伤中诞生的孩子,她的心脏天生承载着过多的负担。
起初,我不知道她患有这种疾病,只知道她比其他孩子更容易疲惫。当时的我尚未从事件中完全恢复,所以并未多加留意。等到她五岁时因为一场无法痊愈的流行性感冒住院,才被医生诊断出这种疾病。吴医生说,克莱尔有轻微的心律失常,状况有可能好转,也有可能不会。他让她服用卡普托利、呋塞米和地高辛。他说,我们只能静观其变。
克莱尔在小学五年级的第一天告诉我,她觉得自己好像吞了一只蜂鸟。我将其归为开学的紧张感,但几小时之后,当站在黑板前演算数学题时,她昏厥了过去。渐进的心律失常让心脏功能有如虫行一般缓慢,甚至放不出任何血液。就像某些看起来健康无比却猝死于球场的篮球员,他们患的是心室纤维颤动,克莱尔身上就是类似这种疾病。她动了手术,装上植入性心律去颤器,就像在心脏上方盖一间迷你急诊室,当再度发生心律失常时,将自动施行电击。她被列入了等候心脏移植的病患名单。
器官移植是一种狡猾的游戏。收到一颗心脏后,时钟开始运转,却并非总能导向快乐结局。若不想等待移植,就只能等待身体机能全部停止。然而,移植也不一定代表奇迹降临。大多数的接受者只能延用新心脏十到十五年,随时会有复杂的情况发生,或者产生排异反应。正如吴医生所说,十五年后,也许心脏可以在超市货架上买到,还可以装在家用电器上……重点在于,延续克莱尔生命的医学技术,能跟得上她逝去的脚步。
今天早上,我们随身携带的呼叫器响起。当我回电时,吴医生告诉我,我们得到了一颗心脏。“我在医院等你们。”
过去六小时,克莱尔任人摆弄,插管、消毒,只要那颗捐赠器官抵达这个小小的圆顶冷却器,她便能立刻进手术室。这是我期待已久的时刻,也是她这辈子最恐惧的时刻。
万一……我甚至没办法说出那些字句。
我触摸克莱尔的手,和她十指紧扣。布还是剪刀,我想。此刻的我们进退两难。我看着枕头上她那披成扇形的头发和微呈暗蓝色的皮肤,瘦削的骨骼显然无法承受逐渐生长的身体。有时候,我看着她,会觉得看到的人并不是她。我假装她是……
“你认为她长什么样?”
我内心惊愕,并漠视这个问题。“谁?”
“那位女孩。死去并将捐赠心脏的那位。”
“克莱尔,”我说,“不要谈这个。”
“为什么?假如她即将成为我的一部分,你不认为我们应该对她了如指掌吗?”她的双颊红光焕发。每当克莱尔一激动,它们就会变成这样。激动也会让她呼吸短促。
“放轻松。”我一边安慰她,一边把手放在她头上,“我们还不知道是不是女孩。”
“当然是女孩。”克莱尔说,“拥有一颗男孩的心脏,也未免太突兀了。”
“我并不认为性别是必要条件。”
她微微发抖。“应该要这样才对。”克莱尔挣扎地挺直身子,如此才能在医院病床上坐稳,“你认为我会变得不一样吗?”
我俯身亲吻她的前额。“你,”我逐字地说,“醒来的时候,依然会是那位不能在打扫房间、带唐德力散步或下楼梯关灯时被打扰的孩子。”
总之,这便是我对克莱尔说的话。但我自己只听得见前几个字:你醒来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