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打电话给一位能充分向我解释器官捐赠细节的医学专家,应该会简单很多。但是,等一个忙碌的医生回我电话可能要花上一星期。从监狱回家的路上,我刚好经过康城医院,那股法律正义的热忱还在我胸中激荡。这正是我仅有的把车子停在急诊室前的理由。早点向专家请教,就能尽快开始为薛的案子铺路。
然而,判断病人病情紧急与否的护士——一位体形犹如战舰的灰发女士,在我要求和一位医生谈话之后,嘴巴立刻抿成细细的一条线。
“你有什么问题吗?”她问。
“我有一些问题……”
“其他在候诊室的人也一样。你必须先向我解释你的病情。”
“喔,我没有生病……”
她看看我四周:“那病人在哪儿?”
“在州立监狱。”
护士摇摇头:“病人必须在场才能登记。”
这实在叫人难以置信。一个遭遇车祸被撞得不省人事的人,肯定不会被留在大厅,更不可能自己走过来背出医疗保险号码。
“我们很忙,”护士说,“等病人来了,再来签到。”
“可是我是律师……”
“那你告我啊。”护士回答。
我走回候诊室,坐在一个手掌被染血的毛巾包裹、看起来像大学生的男孩后方。“我的手也曾经受伤,”我说,“为了切培根。”
他转向我。“我用手敲破了一扇厚玻璃窗,因为我女朋友在和我室友鬼混。”
一名护士现身喊道:“怀特·罗玛诺!”男孩随即起身。
“祝你好运。”我在他身后喊,然后将十指伸进头发,开始思考。如果留一张纸条给护士,并不能保证哪位医生会在下一个千禧年来临之前看到它。我必须另觅他法。
五分钟后,我再次站到“战舰”前方。
“病人来了?”她问。
“呃,是的。正是我。”
她放下笔:“现在你生病了,之前你不是没病?”
我耸耸肩:“我猜可能是阑尾炎……”
护士嘟着嘴:“你知道,急诊要付一百五十美金,就算是捏造的也一样。”
“你是说保险没有……”
“没有。”
我想到薛,想到监狱铁门的刮擦声:“我的下腹部正在尖锐地疼痛。”
“哪一边?”
“我的左……”护士瞇起眼睛,“我是指左边的反方向。”
“找个位置坐吧。”她说。
我再次坐在等候室,翻阅两本几乎和我一样老的《人物》杂志,直到被唤去一间诊察室。一位身着粉红院服的年轻护士测量我的血压和体温。当她记录我的病历时,我心中回想,伪造病历是否可能会被提出刑事控告。
我躺在诊疗台上。当医生走进来时,我正瞪着贴在天花板上的《寻找沃尔多》海报。
“布鲁小姐。”他说。
好,我要进入重点——他简直能把人迷晕。他有一头黑发,一双眼睛有如我爸妈花园里种植的蓝莓,在某个角度的光线下呈紫色,下一瞬间又会变成半透明。他的笑容能把我切成薄片。他身穿一件白袍,里面则是一件棉衬衫,结着一条布满芭比娃娃图案的领带。
恐怕他家里有个活生生的芭比,一位三围38、22、36的未婚妻,拥有法律加医学的双学位,或天体物理加政治学的双学位。
于是,我们的关系宣告终结,而我却连一个字都还没说出口。
“你是布鲁小姐?”
我绝不会忽略他的英式口音。“是的。”我说。这个时候,我真希望自己只是个普通患者。
“我是葛拉弗医生。”他一边说,一边坐在凳子上,“你可以告诉我,你哪里不舒服吗?”
“呃,”我开口,“事实上我很好。”
“根据病历,阑尾炎的病情看来很不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