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薛不常在I层,只要他一在,不是被带去会议室,就是去护理室。他回来的时候,会向我叙述医生为他进行的心理测验,他们如何轻敲手肘的凹陷处,如何检查他的血管等等。我猜,对他们而言,大日子来临前的细节确认相当重要。这样,当全世界观看的时候,他们才不会显得笨拙可笑。
他们让薛来回往返做身体检查的真正原因,是把他带出他的小窝,以便好好演练。八月时,他们已经练习过数次。当典狱长领着一小队监管人员前往刚完工的毒药注射室时,身在演练牢笼里的人正是我。我看着他们的保护头盔。“各位,我们必须弄清楚,受害一方的见证人从我的办公室前往处决室需要花多少时间。我们不能让他们和受刑一方的见证人正面撞上。”
现在,处决室完工了,他们却有更多细节需要再三检查确认。通往州长办公室的电话线通不通,轮床的皮带是否够安全。已经有两次,只要薛一在护理室,一群警官——自愿加入处决任务的特别行刑队——便立刻抵达I层。我从来没见过他们中任何一位。我想,不让十一年来每天端早餐来的男人成为行刑队一员,也算是人道。而且,如果你从未和受刑人谈过话,就像谈到爱国者队是否将卫冕“超级碗”,那么,推进灌满药剂的针筒的动作,想必会比较容易。
这一次,薛不想前往护理室。他挑起争端,说自己很累,没有剩下的血可以再让他们抽。当然,他没有选择的余地,警官拖着又踢又叫的他。最后,薛同意上铐,才得以离开I层。离开后十五分钟,特别行刑队现身。他们把一位警官安置在牢房内,当成薛的替身,然后其中一位监管人员启动秒表。“开始。”他说。
老实说,我不知道差错是如何发生的。这正是演练的重点所在,为疏漏预留空间。然而,不知怎么搞的,当特别行刑队护送假的薛踏出牢房时,正如平日演练的一部分,真正的薛再度进入I层。那一瞬间,他们迟疑地站在门口,彼此瞪视着。
薛瞪着自己的替身,直到怀泰克警察再度将他拖出I层。他依然伸长脖子,试图看看自己的未来将通往何处。
半夜时,警官前来带薛。薛的头不断反复重击牢房墙壁,口中含糊不清地滔滔不绝。通常,我绝对会听到一切,因为我时常是第一个发现薛沮丧不已的人。但是这次,我却睡到不省人事。当警官戴着圆形眼罩和盾牌抵达,俨如一群黑蟑螂围绕他时,我才清醒。
“你们要把他带去哪儿?”我大喊,这些词句却生硬地把我的喉咙切成碎片。我联想到预演,却不禁揣想,真正上场的时刻是否已经到来。
其中一位警官转向我。他人很好,尽管过去六年来,我每星期都会见到他,但那一瞬间,我却想不起他的名字。“没事的,路希尔斯。”他说,“我们只是把他带去观察房,以免他伤害自己。”
他们离开后,我躺回床上,用掌心按住额头。我发着高烧。一群鱼正在我的血管内游动。
以前有一次,亚当背着我偷腥。我把他的衬衫送往洗衣店时,在口袋里发现一张字条。对象叫盖利,还有一组电话号码。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那只是一夜情,某晚的酒会之后,在他工作的那间艺廊。盖利是其中一位艺术家,一个使用巴黎灰泥建造迷你城市的男人。这次展出的是纽约市。他向我说明克莱斯勒大厦楼顶的装置艺术细节和一片片用手工扣在公园大道树上的树叶。我想象亚当和盖利肩并肩驻足于中央公园,手臂互相环抱,宛如哥斯拉一般畸形怪异。
那是意外,亚当说。当下那一分钟,知道还有人对我有兴趣,实在叫人兴奋不已。
看着亚当迷蒙的绿眼睛和巧克力色肌肤,我简直不敢想象,有人会对他没兴趣。当我们走在街上,不论同性恋或异性恋,我总看到人们回头。
一切都不对劲,他说,因为那个人不是你。
我肯定天真得可以,才会相信一个人可以拿着一样剧毒的东西,只要收好,就不会再被伤害。就在亚当背叛我的事件发生之后,我肯定学乖了。然而,类似嫉妒、愤怒和不忠的事情并不会消失。它们有如眼镜蛇般静静等候,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攻击你。
我低下头,看着双手,看着已经开始融合到一起的卡波西比瘤,它们让我的皮肤和亚当的一样黑,仿佛对我的惩罚是让我变得像他。
“拜托别这么做。”我低喃。我是在恳求早已开始的事情能够停止。我在祷告,却不记得在跟谁祷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