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完薛·布尔能告诉教士的话,并未特别吃惊。
我吃惊的是,教士竟如此无法自拔——鱼钩、钓线、铅锤。
“现在该讨论的,再也不是如何保护薛的权益。”迈可说,“或是让他用自己的方式死去。我们谈的是一个无辜的人将被处死。”
我们移驾到客厅,而克里斯蒂安,呃,坐在沙发的另一头,假装玩报纸上的数独游戏,实际上聆听着我们的字字句句。他是那位走出来邀请我回到自己家的人。我一心只想打破迈可神父那热情又正义的泡沫,然而他尚未抵达之前的桥段。
那时,克里斯蒂安的手在我背部游移,解释取出胆囊应该切开的位置——总之,这比听起来的要兴奋太多了。
“他是一个重大杀人犯,”我说,“在还没学会走路之前,就已经会说谎了。”
“也许,他从来就不该被判刑。”迈可说。
“你是认为他有罪的陪审团一员!”
克里斯蒂安猛然抬头:“你是吗?”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我叹口气,“神父,当时你坐了好几天聆听证词。你看见了第一手证据。”
“我知道。但那是在他告诉我,他回去后正好撞见寇克·尼尔森正在侵犯继女之前。他试图从寇克手中抢枪,子弹连发了好几次。”
这时候,克里斯蒂安向前倾:“那么,他看起来比较像英雄,不是吗?”
“要是他仍然杀了自己试图拯救的女孩,就不算英雄。”我说,“而且为什么,请告诉我,他没有把这么重要的信息提供给自己的辩护律师?”
“他说曾经尝试着告诉律师,但律师并不认为有用。”
“呃,老天,”我说,“那不是很有意义吗?”
“玛吉,你认识薛。他看起来不像一个清爽的美国大男孩,也不可能变成那样。当别人发现他时,他手中握着一把冒烟的枪,前方躺着死去的警察和小女孩。就算他说的是事实,又有谁会听?谁看起来更容易被认为是一个恋童癖?一个英雄警察,完美的一家之主,还是一个在别人家工作的流浪汉?薛在走进法庭之前,就被判了刑。”
“为什么他要替别人的罪付出代价?”我争论道,“为什么这十一年来,他从不告诉任何人?”
他摇摇头。“我不知道答案。但我希望他活得够久,好让我能找出答案。”迈可神父瞥了我一眼,“是你说,法律系统不一定在每个人身上都见效。那是一桩意外,过失杀人,而不是谋杀。”
“如果我错了,请纠正我。”克里斯蒂安插嘴道,“若是过失杀人,就不会被判死刑,对吧?”
我叹气:“我们有新证据吗?”
迈可神父想了想:“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我们有任何新证据吗?”我重复道。
他抬起头。“观察房外有监视摄像机。”迈可说,“那一定被录下来了,对吧?”
“那充其量只是一卷他向你说故事的录像带。”我解释,“假如你告诉我,精液化验结果指向寇克·尼尔森,那就不一样……”
“你是美国自由民权联盟律师。你肯定可以做点什么……”
“法律上来说,我们什么都不能做。除非出现新的法庭证据,否则就不能重审他的案子。”
“打电话给州长呢?”克里斯蒂安建议。
我们两人的头不约而同转向他。
“呃,电视不都这么演吗?还有约翰·葛里逊的小说?”
“为什么你这么了解美国法律系统?”我问。
他耸耸肩:“我以前很迷《洛城法网》里的派对女郎。”
我叹了口气,走到餐桌旁。皮包仿佛变形虫,缓慢而吃力地穿过桌子。我挖出手机,拨了一组号码。“你最好有正当的理由。”老板在电话另一头发牢骚。
“抱歉,陆夫斯。我知道现在很晚了……”
“切入重点。”
“为了薛·布尔能,我需要打电话给弗林。”我说。
“弗林?州长马克·弗林?你还没得到海格的判决,为什么现在就想报废你最后一次上诉?”
“薛·布尔能的精神辅导员强烈地认为他可能被误解了。”我一抬头,看见克里斯蒂安和迈可都专注地看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