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们在法租界某处,离港口不远,其他则一无所知。有那么一会儿司机把车开进窄巷,那里实在不宜行车,只听他喇叭摁个不停以驱开行人,我渐渐觉得这实在荒唐,就像有人把马骑进屋子里一样。不过车子终究是停靠了下来,司机为我打开车门,手指着“晨欣旅社”的大门。
有位瘦削的独眼中国人带我进去。今天回想起来的笼统印象,是低垂的天花板、深色潮湿的木头与寻常闻见的阴沟味道。不过那地方看起来倒还算干净;走到一处,我们得绕过三位趴在地上的妇女,她们辛勤地刷着木头地板。到了这栋建筑物的后段,我们来到一条走廊,一长排都是门。这让我联想起马厩,甚至是牢房,其实这些小房间,竟然都是客房。独眼人敲敲其中一扇门,不等回应就把门打开。
房间小而狭长。室内没有窗户,不过隔墙并未连上天花板——最上面留了一英尺左右的空间,装有铁网——作为采光与空气流通之用。尽管如此,小隔墙里还是又闷又暗,就连外头午后高照的艳阳,也只在地上映出铁网诡异的图案。床上躺着的人似乎还在睡觉,不过等我站到床与墙之间,他动了动腿。独眼人咕哝了几句话就走了,并把门关上。
这位前孔探长骨瘦如柴,脸部和颈部的皮肤皱缩还带着斑;他的嘴巴松弛半开;一条光腿细瘦如棍棒,伸在粗糙的毯子之外,可是我看到他上身穿的内衣却白得出奇。他起先没打算坐起来,只是约略表示知道我的造访。然而他不像是抽了鸦片或喝了酒还没醒,于是我表明身份与来意,说着说着,他慢慢懂了,渐渐表现出一些应有的礼貌。
“对不住,先生”——他的英语,听起来还算流利——“我这儿没有茶水可以招待。”他咕哝了几句中文,在毯子底下动了动他的双腿。接着他似乎觉得自己失礼了,又说:“对不起。我身体不舒服。不过我很快就可以恢复健康。”
“我诚挚希望如此,”我说,“毕竟您曾是上海警界的顶尖警探。”
“真的?您实在太抬举我了,先生。我那时还算称职就是了。”他忽然用力一撑,坐了起来,把一双赤脚小心翼翼放到地上。或许是为了遮羞,或许是因为怕冷,他还是将毯子围在腰腹一带。“可是到头来,”他继续说,“这个城市会打败你。每个人都背叛朋友。你信任别人,最后才知道他原来一直在收帮派的钱。政府也是个帮派。警探在这种地方,如何善尽自己的职责?我这儿说不定还有烟。您要不要抽支烟?”
“多谢,不用了。探长,我这么说吧,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您的英勇事迹就让我十分景仰。”
“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没错,探长。邻家的男孩和我”——我浅浅一笑——“我们常常扮演您。您是……您是我们的英雄。”
“真有此事?”老人含笑摇摇头,“果真如此吗。那么,我就更不好意思了,我什么也没能招待您。您不要茶,也不抽烟?”
“老实说,探长,您可以给我更有用的东西。我今天来找您,是因为我相信您能提供我一条关键线索。一九一五年春天,您承办了一个案子,是福州路上一家名叫‘五城楼’的餐厅里发生的枪击事件。三人丧命,多人受伤。您逮捕了两名涉案人。在警局的记录里,这件事称作‘五城楼枪击事件’。这案子也许事隔多年,这个我也明白,不过孔探长,不知您是否还记得此事?”
在我身后,也许在两三间房外,有人咳嗽咳个没完。孔探长陷入沉思,接着说:“‘五城楼’的案子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还算风光。即使像现在这样卧病在床,我有时还是会想起这个案子。”
“那么,您也许记得您审问过一位嫌犯,后来您断定他并未涉及枪击案情。根据记录,那个人叫韦强。您问他‘五城楼’的案情,他却供出其他完全不相干的事。”
尽管老探长的身体已如一只松垮的皮囊包着散骨,此刻他的双眼却充满生气。“一点也没错,”他说,“他跟枪击案无关。不过他一害怕就说个不停。他什么都招。我记得,他招认他几年前参加过一个绑架集团。”
“太好了,探长。这正是档案里记载的。您听我说,孔探长,有件事非常重要。这个人给了您一些地址。那是他们绑架集团用来藏肉票的地方。”
孔探长原先盯着天花板下的铁网边嗡嗡萦绕的苍蝇,现在慢慢把目光移降到我站的地方。“确实如此,”他平静地说,“可是班克斯先生,我们已经把那些房子彻查过了。他提到的那些绑架案,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我们在那些房子里没查出什么可疑线索。”
“我知道,孔探长,您分内该做的事,一定丝毫不含糊,这毋庸置疑。只不过您当时的目标是枪击事件。倘若您没把精力花在横生的枝节上,这也是理所当然。我想说的是,如果当时有某些有力人士,出手阻挠您搜索其中一处,或许您也不会太坚持。”
老警探再度陷入沉思,过了半晌才开口说:“是有那么一栋。我现在想起来了。我的手下会向我呈报结果。所有别的房子,总共七栋,我都收到回报。我记得当时确实有点不对劲。这最后一处没有报告。我的手下受到了干预。没错,我记得当时就觉得其中必有蹊跷。就是警探的直觉罢。您懂我的意思吧,先生?”
“那最后一栋,您从来就没有看到过调查报告。”
“正是,先生。不过如您所说,那实在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您懂吧,‘五城楼’的事情可大了。闹得满城风雨。搜捕杀手的行动持续了好几周。”
“我记得没错的话,这案子难倒了两位比您资深的同仁。”
孔探长面露笑容。“如我所说,那是我事业上最风光的日子。别人办不出来,我才来接手。全城的人都在谈这件事。我才花了几天时间就逮捕了那些杀手。”
“我读过那些资料,真是佩服,佩服。”
不过这时候老人专注地盯着我看。最后他缓缓说:“那栋房子。我的手下没有搜查的那栋。那栋房子。您是说……?”
“没错。我个人以为,那正是家父家母被挟持的地方。”
“原来如此。”他沉默了好一会儿,试着消化这个庞杂的想法。
“您绝无疏忽之处,”我说,“容我重申,我读过报告,对您真是佩服之至。您的手下没有到那里搜查,是因为受到警界里更高层人士的阻拦。那些人,我们现在已经查明,他们收了犯罪集团的贿赂。”
咳嗽声再度传来。孔探长沉默了一会儿,才再抬头看我,缓缓说:“您是来找我帮忙。您来是要我帮忙找到这栋房子。”
“很不幸,档案给弄得一团糟。市政搞成这副德性,真是可耻。报告有的归错档,有的根本遗失了。最后,我还是决定直接来找您,这样会比较有用。我知道这简直不可思议,但我想请教您,是否还记得关于那栋房子的一点资料或是什么。”
“那栋房子。让我想想。”老人专注地阖上眼睛,但是过了一会儿,他摇摇头,“‘五城楼枪击事件’。都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真对不住。那房子我什么也想不起来。”
“探长,请您再仔细想一想。甚至只要想出在哪一区也行。比方说,是不是在公共租界里头。”
他又想了一会儿,接着再度摇头。“那真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这脑筋,它不是很正常。有时候我什么都不记得,连前一天的事都记不住。不过,我还是会再想想,看能不能想得起来。也许明天,也许后天,我一觉醒来就想起什么也说不定。班克斯先生,实在很抱歉。但此时此刻,我什么事也记不得。”
等我回到公共租界,已是傍晚。我相信我在房里花了一个钟头左右,重温我做的笔记,想把跟老警探会面的失望抛诸脑后。八点过后我才下楼吃晚餐,在那华丽的餐厅里,坐在我常坐的角落。我记得那天晚上我胃口不太好,我才想丢下主菜不吃,回楼上工作去,这时候侍者却送来莎拉的纸条。
此刻我把纸条拿在手上。不过是张没有格线的白纸,上头潦潦草草写着几行字,上半张已经撕去。她写下这些话,恐怕未经斟酌;上头只写着要我立刻到三四楼楼梯间的平台去见她。如今回头看这件事,跟一周前在托尼·凯瑟克先生家发生的那桩小事,两者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也就是说,要不是我们之间发生了那件事,她可能根本不会写这张纸条。说来奇怪,侍者刚递上纸条时,我并没有多想;我在那儿多坐了一会儿,完全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那样召唤我。
我得在这里说明一下,自从在鸿运宫的那个晚上之后,我又遇到她三次。其中两次有旁人在场,我们只打了个照面,几乎没说什么话。第三次也一样——在怡和洋行董事长凯瑟克先生家的晚宴——我想我们又是在公共场合,所以几乎没有交谈;然而,事后看来,我们在那里的相遇,可说是某种相当重要的转折点。
那天晚上,我到得迟了些,等我被领进凯瑟克先生宽广的花房,六十多位宾客早已在树荫下与藤蔓间的几张桌子边坐定。我看到莎拉在房中远处——塞西尔爵士没来——不过我看得出她还在找自己的座位,因此我并不打算走过去。
这种场合里,宾客们似乎都遵守上海另一个特有的习俗,那就是甜点一上——甚至还等不及好好吃完——就离开原先排定的座位,四处找人交际。毫无疑问,我心想等这一刻到了,我就可以过去跟莎拉聊聊。然而等到甜点终于上桌,我却给坐在我身边的女士缠住了,她想跟我解释中南半岛政局的细节。我才甩掉她,主人却又站出来宣布“余兴节目”的时间到了。他接着介绍第一位演出者——有位弱不禁风的女士从身后的桌位走出来,到众人面前朗诵一首有趣的诗,显然写诗的人就是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