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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而立之年的一幅肖像（第1页）

贝多芬的音乐是专横的自然力的女儿；这种力量在卢梭的《忏悔录》的主人公身上也找到了发泄口。其中每曲都是一个新的花季。

我羡慕那些朝卢梭、朝贝多芬挥拳头的年轻人！他们仿佛正在同春天或秋天发生冲突；那不可避免的落叶，那不可避免的开花！卢梭和“狂飙运动”〔1〕，这些4月的骤雨，这些赤道的风暴，全都象征着一个旧社会的垮台和一个新社会的出现。而在这新社会成形之前，肯定会出现一次人的个性解放运动。造反了的个人要求个性解放的呼声既是新秩序正在形成的标志，也是它的先驱。世间的一切都来到了它自己的时代！首先是自我（theEgo），然后才是集体。

贝多芬属于这些年轻的德国歌德们中的第一代；这些哥伦布们夜间在刮起大革命风暴的大海上启航之后，终于发现了他们的自我，并急切地降服了它。嗣后征服者滥用权力；他们渴望占有；这些获释了的自我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去命令、去支配。假如他在现实世界里做不到这点，他就驱使它在艺术世界里实现；对他而言，一切都成了让他在上面布署他的思想欲望、悔恨、愤怒和忧郁的阵营的耕地。他把它们强加在这个世界上。（法国）大革命之后，紧接着诞生了（法兰西）帝国。这两者贝多芬在自己的心里都听到了，它们在他的血管里奔涌的路线就是历史本身血液的循环。这是因为，就在（拿破仑）皇帝不得不等待雨果去找来一位值得这革命时代的诗人的当儿，他的壮举却启发了它自身的《伊利亚特》的诞生——这就是贝多芬在1815年以前写的几首交响曲；而随着这位巨人在滑铁卢的战败，贝多芬这位音乐皇帝也跟着“退位”了；他也像那头站在自己岩石上的雄鹰，被流放到失落在汪洋大海之中的一座小岛上去——事实上比这个大西洋中的海岛更失落，因为他甚至听不见浪涛拍岸的巨响。他被“囚禁”了。而当于无声处又响起他生命最后十年的自我之歌时，它已不再是当年的那个自我了；此时的贝多芬已经抛弃了那个人间的帝国，而同他的上帝站在一起了。

然而，我在画这幅肖像时要琢磨的却是贝多芬斗争时期的那个自我。而且我也只能把他的这幅肖像画成粗略的素描。因为经过一个世纪的间隔，我虽然能很容易一眼便看出这座山峰处在这条遥远时代的山脉的那个环节上，但我还是有必要辨明这座山峰在哪些方面雄踞在这条山脉之首，需要辨别那些斜坡、悬崖及把它从附近山峰分离开的那些峭壁。的确，贝多芬的自我并非浪漫主义者的自我；把它同那些浪漫风格建筑师的新哥特主义或印象主义混为一谈是很荒唐的。后者的所有特点都会让他反感——多愁善感也好，缺乏逻辑也罢，胡思乱想也罢，都同他格格不入。贝多芬是音乐家中最雄浑的一位，他身上毫无（或几乎没有）女性化的成分，也毫无孩童的那种睁大双眼的天真——对孩子来说，艺术和生活只是像玩吹五色缤纷的肥皂泡。我毫无贬损这双眼睛的意思；相反，我喜爱它们，因为我也发现，透过七彩肥皂泡看世界真是很美好的事。然而，张开双臂拥抱世界并使之成为你自己的所有，是更美好的事情——就像贝多芬做的那样。他是位男性十足的雕塑家，完全驾驭他的材料，把它放在手中随意摆布；他是位建筑大师，整个大自然都是他的工场。任何人只要纵览过贝多芬的心路历程和精神战役——从中高奏出《“英雄”交响曲》和《“热情”奏鸣曲》的胜利凯歌——都会感到，他的音乐最震摄人的地方既不是千军万马，也不是音色洪流（像柏辽兹和德彪西那样），也不是千万民众投入进攻，而是其中的和帝王一般的理性。

不过，在我们谈到他的工作之前，先来看一下这位工匠。首先让我们重新构筑一下这位作曲家的框架——他的身体。

他由得到加固的坚固材料筑成；贝多芬的心灵因而有了力量的基础。他的身材魁梧，肌肉发达；个头矮小粗壮，肩膀厚实，长着一张黑红的脸，一看便知是风吹日晒使然。他有一头又黑又硬、长而密的头发，草丛一样的眉毛，连鬓胡子向上长到眼角，前额和头盖骨宽阔而高昂，“像圣殿的拱顶”；有力的下颚“像能把坚果咬碎”；凸出的口鼻部像头狮子，嗓音也似狮吼。认识他的所有人都对他体力的充沛深感吃惊。诗人卡斯泰利（Castelli）就说他“是力量的化身”。塞伊弗里德（Seyfried）也写道：他是“一幅力量的画”。贝多芬把这种状态一直保持到晚年，直到他那不争气的侄子使他伤透了心为止。莱希阿特（Reichardt）和贝尼迪克特（Benedict）把他形容为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其他传记作者说他是赫拉克勒斯。他是那个产生了米拉波、丹东、拿破仑等伟人的时代结出的一个坚硬、皱缩而扭曲的果实。他用频繁洗冷水澡的方法保持他的这种力量；他十分注意个人卫生，每天吃完午饭后立刻出去散步，常常散步一个下午，连入夜了也不归，然后大睡一觉，醒来后又无情地指责自己睡过了头！他的生活方式充实而简单。做什么都适度；他不贪吃，不酗酒——有人说他酗酒是误传。他同所有莱茵地区的好人一样，都爱喝葡萄酒，但他喝酒从不过度——1825至1826年的这段时期除外；当时他已极度心灰意懒，常同霍尔茨（Holz）喝酒。他爱吃鱼，超过爱吃肉，鱼他吃得津津有味。但他的伙食粗糙而乡土气：那些娇惯的胃口是忍受不了的。

步入老年以后，那个占据了他身心的恶魔把越来越多的混乱无序带进了他的日常生活。他需要一个女人来照料自己，不然他会忘了吃饭；他没有自己的家庭。但是，没有一个女人愿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他；也许他太独立了，他的独立性会首先奋起反抗这种奉献所同时带给他的要求。

可他还是喜欢女人，需要她们；女人在他生命中占据的位置比其他音乐家都大——也许除了巴赫和亨德尔之外。以后我还要谈到这点。虽然他那贪婪的天性强烈呼唤爱情，虽然爱情也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总是逃避他（我们一会儿就会看到，他其实对女人很有吸引力，让不止一个女人投入他的怀抱），但他总是防范她们，对女人怀有戒心；对他自己怀有戒心。他的性欲节制被人夸大了。他在1816年写的某些日记既证明了他对轻浮女人的厌恶，又验证了他曾经历过浅薄的性爱。不过，他的爱情观非常高尚，使他不会不知羞耻地在这些兽性的洩欲交合中把她亵渎。所以他最后把性从他那富于激情的生活中完全排除掉了。当朱丽耶塔·朱西亚迪（GiuliettaGiucciardi）这位旧时美人儿流着眼泪主动来找他献身时，他鄙视地拒绝了她。他忠实于对她的不好印象的神圣性，捍卫自己的艺术和圣洁不受玷污。他对申德勒说过：“假如我因此就把我的生命力牺牲掉，那我还剩下什么精力来从事崇高、美好的事情呢？”

这种用精神节制肉欲，这种强壮的体格和强大的意志，这种适度的生活方式，本该保证他有极良好的健康的。罗克尔（R?ckel）曾在1806年见过他赤身露体地在凉水里扑腾，就写道：“你可以预言，他能活到玛土撒拉〔2〕那把年纪。”

然而，他的遗传出了问题。他很可能从他母亲那儿获得了易患结核病的遗传基因。此外他父亲和祖父的酗酒也肯定对他的身体系统有影响，虽然他从伦理上抵抗它。从早年起，他就饱受厉害的肠炎的折磨；而且可能还患有梅毒。他的视力很弱，而且还有耳聋。不过，他都不是死于这些疾病，而是死于肝硬化。况且，在他最后一次患病期间，还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导致出现致命的后果：首先是他在一个严寒的十二月，乘坐一辆送奶人的大车，没穿任何冬装，从乡下急匆匆赶回维也纳，结果染上胸膜炎；然后是，在他的头一个麻烦似乎止住后，又一次大发脾气导致他旧病复发。但在这栋大楼的所有裂缝中，惟一危及到它根基的——而且是极其可怕地危及——还是众所周知的耳聋。

然而，大约在1800年岁末的时候——对别人来说这应该是个起点——也就是在贝多芬三十岁那一年，他已经为自己赢得了同令人尊敬的海顿并驾齐驱的永久地位，他的力量虽经磨难但似乎并没受损，而且他也自豪地意识到了这些。这已挣脱了那个腐朽的旧世界的羁绊和压制，甩掉了它的主宰和偶像，正打算向世人表明自己无愧于这新获得的自由，证实自己有能力受用它；否则还不如呆在锁链里好！对这个自由的人来说，首要的条件就是要有力量。贝多芬赞美力量，他甚至倾向于过高评介力量：Kraftüberalles！（德文：力量高于一切！）他身上有点尼采的超人味道，而且早在尼采之前。如果说他能做到十分慷慨，这也是因为他的天性如此，是因为他很乐于把他赢来的战利品大方地赐与“急需救济的朋友们”。但他同时也能很无情，欠缺细致周到的考虑。我指的不是他大发起脾气来谁都不放在眼里，甚至不是指他无视比他低下的人；而是指他时时声称自己具有更强者的美德——Faustrecht（德文：使用拳头的权利，指用暴力维护自身权益），并说：“力量就是那些出类拔萃者的美德，即它是我的美德。”

他充满了鄙视，不仅鄙视弱者、愚昧者、普通人，同样藐视贵族、甚至那些热爱和崇拜他的好心人。这是种可怕的对全人类的鄙视，对此他从来没有成功地完全克服过。比如直到1825年他还说：“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强大的精神来鞭笞那些人类中可怜的、心胸狭隘的、背信弃义的流氓无赖。”1801年，他在一封致友人阿门达（Amenda）的信中侮辱了一个叫茨梅斯卡尔（Zmeskall）的崇拜者。此人后来一直对贝多芬忠心耿耿，直到后者去世；并在贝多芬历经弥留之际的剧痛时，自己拖着病体搬到贝多芬家的附近专门来照顾他，伴他度过最后的日子。他在信中说：“我完全根据他们带给我的东西来指责他及他那种人；我把他们纯粹看成是供我任意摆弄的工具。”

这种自吹自擂的讽刺挖苦他会当着最崇拜他的朋友的面夸张地表示出来，并且在他一生中爆发过不只一次，结果让他的敌人抓住并借题发挥。当霍尔茨在1825年前后同贝多芬的关系日渐密切后，出版商施坦纳提醒霍尔茨，说你真善良，肯为贝多芬效力，但他用完你之后就会把你抛弃；他对他所有的助手都这样。霍尔茨把这番话转告给了贝多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