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好吗?”她问。
“好啊,”我看着她,“其实不好。”
她再次抓住我的手。
“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我说。
“什么都不需要做。”
“总得做些什么。”我挣开她的手,起身走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我看了今天的报纸,”我告诉博尼塔·桑切斯,“有进展吗,知道是谁干的了吗?”
警探愣了一会儿,然后拖长声音说:“我不能对此发表意见。”
“你当然能。”我说。桑切斯没有应声,我继续问:“你跟墨菲一家的朋友们谈过了吗?”
“医生,这事你别管。”
“别这样,我的警探大人。这事与我有关,我可不能袖手旁观。”
“这事跟你没什么关系,你只是个目击证人,至少我们是这样希望的,对吗?”
“什么意思?”
“我不想解释,医生。”
事情有点不清不楚,但我不会因此而罢手。
“他是我的朋友。”我说。
“你瞧,我知道你心里不安,你必须熬过这一段,对此我感到很抱歉,真的。我也为你朋友一家感到抱歉,尤其是那两个孩子。但关于调查的事,我无可奉告,我也没时间在这儿跟你纠缠。”她在电话中叹了口气,“我这么做是为你好。”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有人蹲了州监狱,他们很生气。”
“监狱里的所有人吗?”
她大笑,“你从哪儿学的这么贫嘴?来这儿之前,我在奥克兰呆了20年。不过现在我知道你去年看到什么可怕的事了。”
去年?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去翻旧账?
“但是这次你什么也没看到。相信我,我们会尽力做事的。还有,如果你不想把我惹火的话,也必须相信我。”
“我相信你。对了,查出那辆白色凯迪拉克了吗?”
“这世上有很多的白色凯迪拉克,医生。”我在心中不断地咒骂自己,居然忘了留意车牌号。
“我要挂电话了。”桑切斯说。
“好的,说再见吧。”我按下了结束通话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