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没说话,只是瞪着眼睛,努力消化这些信息。
“这里都齐全了,”我说,“闪光灯。拍摄对象。底片。我相信不管当时谁在这个房间里,我们都拍到了他的照片。而且我想照片就印在这些镜子的背面。”
他们还是没说话,依然怀疑地看着我。我不能怪他们—就连我自己也觉得很异想天开。
库马利是第一个回过神来的。“只是确认一下—你打算要把这两面镜子送去‘冲片’?”她问。
“对。”
“去哪里—一小时冲印店?”
我露出微笑,但还没来得及回答,警官就开口了。“这太荒谬了—镜子背面的照片。”他嗤之以鼻,“我们是在浪费时间。”然后他示意其他人一起往外走。他大概忙着要去勒索一些黑道人士。
我实在忍不住,于是对他展开攻击。我对贪腐向来不太能忍受。“你为什么说这很荒谬?因为以前没发生过?联邦调查局有全世界最顶尖的犯罪实验室,你听到没?最顶尖的。我们很习惯当先驱,你怎么知道什么是荒谬的、什么又不是?”
从他小眼睛里冒出的火花和扭曲的嘴唇,我知道自己制造了一个毕生的死敌了。但我不在乎。在事情更恶化之前,我的手机又震动起来,我看了一眼屏幕,看到那是意大利的号码。
“这是佛罗伦萨的乌菲齐美术馆打来的,”我告诉他们,“我打算要求他们协助,帮我救回影像。”
其中一名警探—显然是三个人之中的领袖—摇摇头。“不行,”他说,“我们不需要任何协助,意大利人或谁都不行。镜子不能搬走。你这是病急乱投医了。”
“好吧,”我说,“好吧,那我现在提出正式要求,代表联邦调查局,要取得这两面镜子,进行鉴识检验。如果你们要拒绝,那就得提出书面理由,好让我转给白宫和安卡拉的相关官员。”
接下来是一片沉默。我的手机又震动起来,但我没有要接的表示。我们全都站在那里,不发一语。就在电话停止震动前,那个领头的警探耸耸肩。“那就把那些该死的镜子搬走吧,”他气呼呼地说,“你要浪费时间,那也随你了。”
“谢谢!”我回答,“我该找谁帮忙安排搬走?”
警官大笑。“不晓得。试试看联邦调查局实验室吧—他们不是无所不知吗?我相信他们能帮忙的。”
另外两个警探也笑得很开心。库马利一脸尴尬,显然被她同事的表现搞得很难为情,但是当那个领头的警探挥挥手要大家出去时,她也顺从地跟着出去了。
他们点了香烟,走上草坪,我相信是在欣赏景色的同时,也一边讲我坏话。我趁这个空挡回电给乌菲齐美术馆。有人已经通知了那个修复工坊的主任,他大概是全世界最厉害的艺术品修复专家。于是我找到了他,跟他解释我需要什么样的协助。
他一开始大笑,笑完之后,他要我再从头讲一次。接着他问了十来个问题,才终于同意—我想主要是因为其中的挑战—但要我明白,他几乎完全不指望能成功。
“我想事情很急吧?”他问。
“当然,”我说,“什么事情不急?我会尽快送过去给你。”
他一挂断,我就马上又打了一通电话,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也得到了对方协助我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