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袁主任烧掉照片和调查材料,驱车带我驶离了那片杨树林。十分钟后,他把我送到几公里外的一个乡镇客运站,随即驾车离开。傍晚时分,坐在返城的长途汽车上,我收到了女朋友发来的短信:
“一新,我刚才用试纸测了,这次是真的有了,怎么办?”
这条短信,让我彻底下定了刺杀李松的决心。我给女朋友回了电话,保证会在两个月内娶她,随后便沉下心,开始考虑刺杀计划。
袁主任交给我的资料显示:李松生于1949年5月,研究生学历,有过几年下乡插队的经历,后返回城市进行再学习,八十年代初入某部级单位工作,九十年代中期调任地方,历任多地纪委书记一职,以铁面无私、手腕强硬著称。2005年担任某省纪委书记期间,李松无视金钱诱惑与死亡威胁,最终成功摧毁了一个盘踞该省多年、涉及政、商、黑恶势力的庞大利益集团,名噪一时。2007年年初,李松调任至本地担任省纪委书记,很快就表示要严惩贪腐、清除党内毒瘤,此言一出,一些官员、以及与政界有着广泛利益牵连的A集团,自然都是如坐针毡。
资料还显示,李松的祖父曾担任某部队政委,在战争年代立下过不小的功绩,建国后进入组织部门工作,却在十年动乱中受迫害而死。虽然李松和父母并未因此受到牵连,但此事必然会对李松的心理产生影响,很可能导致某种心理弱点的出现——这是未来接触中对李松进行心理试探的重点之一。
资料里还提到一件事:李松曾在1985年春天遭遇家庭、事业的双重挫折,情绪一度十分低落。后来,他曾把那段经历作为人生经验公开讲述,原话是,“连着两个多月,每天半夜三点准时醒过来,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那时候脑子也变笨了,什么都想不通,什么都记不住,对什么都没有兴趣。面对领导和同事的责难,觉得自己活着一点价值都没有,真不如死了算了,(大笑),哎,现在想想,到底是年轻啊,在挫折面前轻易地低头了。那种状态持续了快三个月吧,我在家人的鼓励下走出了困境,从此学会了真正的坚强。”
考虑至此,我心中隐约有了主意:规律性的失眠、思维能力和认知能力的陡然减退、对事物兴趣的降低、无价值感、生不如死的感觉,种种症状,怎么看都像是抑郁症的临床表现。如果他真的得过抑郁症,想引导他自杀就不是一件难事。
我当即给袁主任发了短信,让他尽快查清楚李松85年遭遇的挫折、情绪低落的具体表现,以及恢复正常的过程。第二天一早,袁主任就给我打了电话,说年代太过久远,调查起来十分困难,只能查到一些琐碎的细节。
当时,我思虑片刻,首先问道:“他当年究竟遭受了什么挫折?”
“仕途和家人。”袁主任说,“85年年初,他不知道是得罪了谁,突然从部委被下调到基层做了闲职,而且很可能连这个闲职都保不住。同一时间,他父亲得急病死了,母亲也因为心脏病住院,听说女儿还摔断了胳膊。反正祸不单行吧。”
我想了想又问:“他情绪低落了两三个月,后来是怎么恢复的?他当时有没有做过心理咨询,或者看过精神科?或者,他当时有没有服用过什么药物?”
“这个消息不知道可不可靠。”袁主任顿了顿说,“因为是过了好几张嘴才传出来的,说李松从20多岁就开始吃什么药,一直吃到了九几年。”
“什么药?”我问,“药品名知道么?”
“这个还在查。”袁主任说,“对了,听说还托人从国外买过药。”
我沉思片刻,继续问:“85年的情绪低落期里,他有没有表现过自杀倾向?”
“这个——。”袁主任迟疑片刻说道,“有没有真正尝试过自杀不好说,不过他有个表妹,八十年代去帮他照看过女儿,说是在帮他收拾书桌时,找到过一份他亲笔写的遗书。”
我点点头。无论是否付诸实际,能写下遗书,说明李松至少出现过自杀的念头。自杀倾向、长期服用某种药物、面对挫折时情绪的突然变化,种种迹象表明,李松很可能得过抑郁症。如果他服用的那种药属于抗抑郁药物,从他20多岁就开始服药来看,85年的事业、家庭挫折,并非他抑郁症的根源——
我再次想起了他祖父在十年动乱中的遭遇。
当然,“李松得过抑郁症”本身也只是猜测,谈论根源还为时尚早。当务之急,是查明他当年服用的药品名称——想到这里,我心中突然亮堂起来——如果李松确实曾长期服用抗抑郁药物,就说明他患有慢性抑郁症。慢性抑郁症通常与基因缺陷、抑郁性人格等不易变因素有关,很难通过药物和心理疏导彻底治愈。对这种患者而言,即便长期没有明显的抑郁表现,也需要坚持服药,至少要备有常用药物。
我摸着下巴说:“袁主任,把调查重点放到现在的李松身上。查查他最近有没有购买、服用过什么药物,或者,他有没有经常把某些药带在身边。相比八十年代的事,这个应该更容易查吧?”
“明白了。”袁主任说,“你放心,中午之前就给你答复。对了,明天上午监察厅有一场会议,李松会过去讲话。会后,我可以安排你对他进行十分钟的专访,你早做准备,这个机会得来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