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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四章 正向强迫与逆向强迫（第1页）

我慌乱地放下笔，用食指堵住双耳，拇指用力地按摩耳根，但接下来的十几秒内，那种怪异的嘶鸣声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加响亮清晰。我低头闭眼，急促地深呼吸，几秒后意外地平静下来，感觉那嘶鸣声就来自前方不远处——叶秋薇所在的位置。

我抬头看她，嘶鸣声瞬间消失。她依旧平静地站在窗边，左手捏着细边的黑框眼镜缓缓晃动，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脸。

我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拿起笔问：“可以继续么？”

她迟疑片刻，微微点头，缓步坐回藤椅上，简单整理了一下衣裙，问道：“刚刚说到哪儿了？”

“刘向东的强迫行为。”我不假思索地说，“强迫行为象征着强迫思维，任何强迫思维的根源都是恐惧，只要能找到这种恐惧——”说到这里，我突然一阵头疼，大脑短暂地陷入空白，随后用不确定的的语气问，“是、是这样么？”

“是。”叶秋薇说，“如你所言，强迫行为源于强迫思维，强迫思维的根源则是恐惧。所以，只要找到这种恐惧，就能通过暗示将其无限放大，从而使人产生极端的强迫思维，进而导致极端的强迫行为。而极端的强迫行为，往往就是致命的。”

我沉思片刻：“请说说具体过程。”

“想做成一件事，就必须清楚其原理及规律。”叶秋薇看着我，“张老师，我先问你，什么是强迫症？”

我张了张嘴，却不知如何表述。

她顿了顿说：“强迫行为和强迫思维——即所谓强迫症，根源都是恐惧。所以，任何强迫症，无论其表现如何怪异、复杂，归根结底，都是心理为消除恐惧而进行的抗争，是心理自我保护机制的一种表现形式。”

我默默点头，详细记录下来。

“按照对待恐惧的不同态度，强迫症可以分为两类。”她接着说道，“第一类，是通过自我安慰消除恐惧，称为正向强迫，或者叫积极强迫，这种强迫症，绝大多数由仪式化行为发展而来。举个最常见的例子：一对特别爱干净的父母，向孩子过分强调‘细菌无处不在’、‘细菌会致人生病、死亡’等观念，并对孩子的卫生习惯进行严格甚至苛刻的要求，那么在成长过程中，孩子就很可能产生对于细菌、肮脏等事物的深刻恐惧。一开始，孩子会通过避免接触脏东西、勤洗手等行为消除恐惧，并逐渐产生相应的仪式化行为——即通过这些行为获取轻松、自信等积极情绪。一旦仪式化行为遭到破坏，相关恐惧就会爆发并蔓延，从而导致强迫症的出现。比如孩子某天不小心弄脏了手却无处清洗，就会认为细菌已经进入了他的身体。之后，无论如何清洗，他都会产生无法彻底清除细菌的潜意识心理，并因此产生不受理性控制的焦虑。为了消除恐惧、获得安慰，他会更加频繁地洗手，每次洗手带来的安慰只能维持一小段时间，时间一过，潜意识导致的焦虑就会席卷而来，强迫他再次洗手。成年后，潜意识中的恐惧已经根深蒂固，成为本能的一部分。心理具有惯性和惰性，对抗本能已经足够痛苦，更不必说改变了。所以，尽管孩子成年后已经懂得了足够的健康知识，明白频繁洗手毫无意义，但潜意识中的恐惧不会轻易因意识而改变。正向强迫就是如此形成的。”

我简单地记了几笔：“正向强迫不难理解，逆向强迫怎么说？”

叶秋薇盯着我，沉默了将近十秒才开口道：“强迫症的第二种情况，是试图通过消除恐惧载体本身，达到彻底消除恐惧的目的，称为逆向强迫，或者说消极强迫。这种强迫症十分极端，绝大多数只停留在强迫思维的阶段。依然举例说明——嗯——张老师。”她突然问道，“你有没有产生过不切实际的、龌龊或是邪恶的想法呢？比如和男人发生性关系，或者杀掉自己的孩子之类的？”

我惊恐地看着她，她的话触到了我的内心——我确实产生过和男人发生性关系的幻想，但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我对同性都完全没有性欲望，甚至一想到就恶心。我也的确不止一次地产生过想要杀掉儿子的念头，儿子一岁多时，喜欢让我把他举到半空，每次举起他，我都会产生松开手、把他摔到地上的想法。儿子四岁时，喜欢爬到窗边玩，每当如此，我都会产生把他从窗口扔出去的冲动。但我明白，我是爱儿子的，虽然有类似想法，但绝对不会付诸行动。

细想之下，类似的可怕想法还有很多，我一直认为那是我内心深处的恶在作祟，叶秋薇为什么会猜到我有这样的想法？她如此发问，又有什么目的呢？

我沉思许久，漫不经心地摸摸脖子，最后捏了捏鼻尖，摇摇头说：“没有，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你不坦诚。”叶秋薇平静地说，“但也可以理解，对正常人来说，这样的想法实在难以启齿。”

“真的没有。”我抬起左手，用食指的第二节摩擦人中附近的皮肤，思索片刻，又放下手，坦然地说，“不过，我倒是接触过有类似想法的人。”

叶秋薇说：“那好，就说说这个人和他的想法。”

我点头，给她讲了这么一件事：

2010年春天，我在市女子监狱采访了一个名叫赵冬梅的年轻女人。她是本地人，家住西郊的一个乡镇，自己和丈夫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她因为故意杀人罪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具体情况是：她在2009年9月的一个傍晚，把自己四岁半的儿子扔进了河里，导致儿子溺亡。

见面时，她一直低着头，不时地咬着手指，偶尔发出几声阴冷的笑。主管干警告诉我，这种状态算是好的了，赵冬梅平时经常发神经（发疯），不是跟狱友打架，就是拿头撞墙，还总是寻找机会想要跳楼。监狱不止一次地向法院提出对她进行精神鉴定，但法院的态度很明确：入狱前，赵冬梅已经接受过多次精神鉴定，不存在任何影响服刑的精神问题。

当时，我和她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交流，大部分时间都是我说她听。被问到为什么要淹死儿子时，一直沉默的她突然开了口，说，不为啥，我就是想把他扔到河里。我问，你很讨厌你儿子么？她情绪顿时激动起来，挥舞着双手说，他是我孩子！是我的命根啊！我咋会烦他！咋会不爱他！我反问，既然你爱他，为什么还要杀他？她疯狂地抓着凌乱的头发，大声嚎叫道，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想把他扔到河里！

后来，我想办法查到了和赵冬梅杀子案有关的资料。无论是面对警察的审讯，还是面对法官和公诉人的质问，赵冬梅的说法都完全一致：她爱自己的儿子，但就是控不住想要把他扔到河里淹死。从孩子两岁半时开始，这种想法就一直困扰着她，她努力抗衡了两年，最终付诸行动。

同样一致的是，无论警方、法院还是监狱方，对赵冬梅匪夷所思的说法都不予采信，认为她意图掩盖真正的杀人动机。

听完我的讲述，叶秋薇说：“就以赵冬梅为例——张老师，你相信她的说法么？”

我说：“她说话倒是带着诚恳，我是想相信她的。可是，她既然爱儿子，为什么会产生淹死儿子的强迫思维呢？这真的让人难以理解。”

“因为恐惧。”叶秋薇说，“她是不是有过险些失去儿子的经历？比如儿子遇到过生命危险，或者遭遇过拐卖？”

我一愣：“对、对，她儿子曾经被拐卖过，后来被解救了——你是怎么知道的！？”

叶秋薇又说：“她儿子被解救的时间，应该在2007年9月左右。”

我深吸了一口气，眉头紧皱。

当年，因为赵冬梅的说法过于怪异，我对她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因而对她的案子及其个人进行了深入了解。关于她儿子被拐卖的经历，我至今仍印象深刻：赵冬梅的儿子出生于2005年3月，于2006年10月遭到拐卖，又于2007年8月末被警方解救，回到母亲身边。

紧接着，叶秋薇又问了一句：“出事的那条河，应该在赵冬梅家附近吧？她儿子肯定经常到河边玩。”

她的说法，和实际情况完全吻合。我一时无语，只是默默点头。

“我基本明白赵冬梅的问题所在了。”她不紧不慢地分析道，“对一个母亲来说，没有比失去孩子更可怕的事。失去儿子近一年的经历，在赵冬梅心中埋下了深刻的恐惧——她一定非常害怕再次失去儿子。失而复得后，她一定对儿子更加疼爱和珍惜，这并非纯粹出于母爱，也是出于对失去儿子的恐惧。所以她说自己非常爱儿子，绝对是发自肺腑。”

我依然默默点头。

“回到母亲身边时，孩子已经两岁半，正好进入了男孩最顽皮的年龄阶段。”叶秋薇继续分析，“他一定经常跟村里其他孩子到河边玩，或许还见过大孩子们下河游泳，内心对河水充满好奇。正因如此，赵冬梅应该也不止一次地见到儿子出现在河边，并因此对儿子的安全产生严重忧虑。她一定尝试过对儿子进行安全教育，但一来，农村地区的安全观念相对薄弱，二来，小男孩顽皮起来，父母是很难管的——更何况，孩子还有过被拐卖的经历。所以，赵冬梅的安全教育几乎起不到作用，孩子还是毫无顾忌地去河边玩耍。孩子随时会掉入河中出事的事实，加剧了赵冬梅对于随时可能失去儿子的恐惧。这种恐惧愈演愈烈，等她无法承受，就会催生出一种十分微妙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