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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密谋 2（第1页）

马克?罗丹关掉他的半导体收音机，从桌边站起来，盘里的早餐几乎没动。他一直在抽烟，一支接一支。他走到窗边，迟到的春天还没有开始破坏这白雪覆盖的景致。他凝视着窗外，又点了一支烟。

“混蛋。”他轻轻地嘟囔着这个词，充满了怨恨，然后又低声骂了一串来表达他对法国总统，他的政府以及行动分局的憎恶。

罗丹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和他的前任不一样。他身材高大，苍白的脸上满是仇恨。与其他拉丁裔不同，他总是用冷淡来掩饰自己的感情。由于没有综合理工大学的学历，他无法升职。德国入侵法国的时候，十几岁的他——这个鞋匠的儿子——逃离平静的生活，驾着一条渔船来到英国，成了一名洛林十字[6]旗下的列兵。

从列兵到军士再到准尉，他历尽艰险，在北非，他在柯尼希[7]麾下血战，后来在诺曼底他又跟随勒克莱尔[8]穿越灌木丛。在解放巴黎的战斗中，他获得了军官的肩章，这是他凭教育和出身永远无法得到的。在战后的法国，选择只有两个，继续留在军队或是重返平民生活。

退役做什么呢？除了父亲教给他补鞋的手艺，他别无所长。他发现在他的祖国，工人阶级都被共产党控制了。共产党还接管了国内的“抵抗运动”和“自由法国”组织。于是他留在了陆军。后来，新一代的年轻人，那些受过教育的男孩，从军官学校毕业，用教室里的理论知识获得了他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同样的军官肩章。这让他非常痛苦。看着他们在军阶和特权方面超越自己，这种痛苦便愈发刻骨铭心。

剩下来的唯一出路就是参加殖民军部队。当义务兵们围着操场转来转去的时候，这些骁勇善战的士兵正在浴血奋战。于是，他设法调到了殖民军空降部队。

在印度支那的第一年里，他很快便成了一名连长，生活在和他有着同样想法，说着同样语言的人中间。从补鞋匠板凳上站起来的年轻人，获得晋升仍然需要通过战斗，更多的战斗。印度支那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名少校了。回到法国经历了一年的不快和挫折后，他被派往阿尔及利亚。

法国撤出印度支那，加上他回国后的那一年，使潜伏在他内心的愤懑变成了对政客和共产党人的日益憎恨。在他看来，共产党和政客都是一路货，除非由军人当政，否则法国永远无法摆脱遍布在政治生活中的卖国贼和马屁精的掌控；只有军队里才没有这两种人。

像大多数作战军官一样，他亲眼目睹过自己的战友死去，有时还亲手掩埋了那些不幸阵亡的军人支离破碎的肢体。罗丹崇拜军人，认为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是他们的流血牺牲，才使得那些资产阶级能在家里过舒服日子。在印度支那的丛林里战斗了八年后，他才从国内的平民处得知，他们大多对军人毫不关心。那些左翼知识分子诋毁军队的文章全是诸如严刑拷问俘虏以获取重要情报之类的琐事。这些在马克?罗丹的内心激起了反感，再加上他原先由于缺乏机会而逐渐累积的怨愤，他变得极端起来。

他一直坚信，如果有当地殖民政府的支持，以国内政府和人民为后盾，军队是可以击败越盟[9]的。放弃印度支那是对成千上万战死在那里的优秀青年的极大背叛，让他们的死变得毫无意义。而罗丹是不可能也绝不会背叛的。他在阿尔及利亚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一九五六年春天，他离开马赛口岸时，几乎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他确信遥远的阿尔及利亚群山将见证他毕生事业的顶峰，法国军队将成为全世界眼中至高无上的军队。

两年艰苦而残酷的战斗丝毫没有动摇他的信念。说真的，反叛并不像他原本想的那样容易扑灭。无论他们击毙多少穆斯林游击队，将多少村庄夷为平地，把多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恐怖分子折磨致死，这些反抗者的力量却愈发壮大，不但在乡村扩大了势力，而且还包括不少城市在内。

他们当然需要宗主国给予更多的支援。毫无疑问，这场战争所在的遥远角落，至少是帝国的领土。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是法国的一部分，三百万法国人居住在这里。人们为阿尔及利亚而战就像为诺曼底，为布列塔尼或者阿尔卑斯而战一样。当他升任中校时，他从农村转战到了城市。开始是在博内，然后是康斯坦丁。

在布莱德，他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士兵作战，他们虽说不是正规军，但至少还是战士。他对他们的仇恨同他对城市里这种偷偷摸摸的邪恶战斗相比，根本不算什么。这种战争的对手是清洁工在法国人常去的咖啡馆、超市和公园里放置的塑料炸弹。为了将这些把炸弹放置在法国平民中的“杂碎”清除出康斯坦丁，他手段残酷，因而得了个称号——“屠夫”。

为了最终消灭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及其军队，消灭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唯一需要的就是巴黎的更多援助。和大多数极端分子一样，罗丹因信念而无视事实：战争费用日益增长；背负着一场越来越没有获胜希望的战争，法国经济摇摇欲坠；义务兵士气日渐低落。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小事。

一九五八年六月，戴高乐重新执政，出任法国总理。他干脆利落地推翻了摇摇欲坠的腐败的第四共和国，建立了第五共和国。他使用了“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一词，与将军们的口径一致。这使他重回马提尼翁宫[10]，并于一九五九年一月重返爱丽舍宫。罗丹听到他说出这句话，回到房间，高兴得都哭了。戴高乐访问阿尔及利亚时，对罗丹来说，他就像从奥林匹斯山下来的宙斯一样。他确信新政就要开始：共产党人将被赶出他们的办公室，让-保罗?萨特肯定会以叛国罪被枪决，工会组织俯首帖耳，法国最终将全力支援她在阿尔及利亚的亲人，支援保卫法国，在前线战斗的军队。

罗丹对这一切非常肯定，就像他相信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当戴高乐以他自己的方式开始重建法国的时候，罗丹想着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得给这个老头儿一点儿时间。当与本?贝拉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初步会谈的说法刚开始流传时，罗丹觉得不能相信。他虽然同情大个子乔?奥梯兹于一九六○年领导移民发动的那场叛乱，但他仍然觉得，没有彻底铲除当地农民武装一定是戴高乐的权宜之计。他觉得老头儿肯定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不是说过那崇高的字眼——“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吗？

最后，当毫无疑问证明夏尔?戴高乐复兴法国的概念里不包括“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时，罗丹的世界就像被火车撞上的瓷瓶一样粉碎了。忠诚、希望、信仰、自信，什么都没有了，留下来的只有恨。他恨这个制度，恨那些政客，恨知识分子，恨阿尔及利亚人、工会、记者、外国人；但他最恨的就是那个人——戴高乐。一九六一年四月，除了一些乳臭未干的笨蛋拒绝参加外，罗丹率领全营参与了军事政变。

政变失败了。戴高乐略施小计就把政变扼杀在萌芽状态。在最终宣布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会谈的前几周，成千上万台简易半导体收音机被发放给部队。这件事没有引起军官们的丝毫注意。他们认为收音机是无害的慰问品，许多军官和高级军士都赞同这个主意。空中传来的法国流行音乐让那些士兵感到很惬意，不再只关注炎热、苍蝇和无聊。

但戴高乐的声音就不是那么无害了。在考验军队忠诚的最后关头，遍布整个阿尔及利亚各个兵营的成千上万的义务兵都在用收音机收听新闻。新闻之后，他们又听到了那个声音，就是罗丹自己在一九四○年六月听到的那个声音。连内容都几乎一样：“你们面临忠诚的选择。我就是法国，掌握着法国的命运。跟随我。服从我。”

有些营长醒来的时候，全营就只剩下少数军官，大部分军士都走了。

兵变就这样被收音机粉碎了，仿佛一切都只是一场梦。罗丹比别的人幸运些。有一百二十名军官、军士和士兵和他在一起。这是因为他所指挥的部队比大多数部队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农村都付出过更多的血汗。和其他参与兵变的人一起，他们成立了“秘密军组织”，发誓要推翻爱丽舍宫的“犹大”。

在胜利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和效忠于法国的军队之间，进行大规模破坏的时间不多了。在最后的七周里，法国殖民者把他们毕生所得廉价变卖，逃离饱受战火摧残的海岸。而“秘密军组织”则对他们留在身后的世界进行了最后一次骇人听闻的报复。当这一切结束之后，这些领导者的名字都在戴高乐当局挂了号，留给他们的只有逃亡国外一途了。

一九六一年冬天，罗丹成为阿尔古的副手，是流亡海外的“秘密军组织”的行动负责人。从那时起，精明强干，有着敏锐洞察力的阿尔古就成了“秘密军组织”发动的针对法国大城市行动的幕后主使；而罗丹则以他的阴险狡猾和组织能力著称。如果他仅仅是一名强悍的极端狂热分子，那他虽然危险但绝对不是最出众的。在六十年代早期，“秘密军组织”拥有许多这样的悍将。但他比那些人更有才干。那个老鞋匠生了一个善于思考的男孩，这个男孩的头脑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罗丹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成长起来的。

在对法国的理解和军队的荣誉问题上，罗丹和其他人一样固执；但是在具体问题上，他则是实用性和逻辑性的统一。因此他比世界上所有鲁莽的狂热分子和不顾死活的亡命之徒都更加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