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楼上次召开会议时一片愁云惨雾,如今欢欣鼓舞的气氛让人大大松了一口气。吉勒姆称之为掘穴人的蜜月期,而今晚达到最高点,抵达盛极而衰之前的顶点,日后在历史学家依事件顺序列表时,正好是杰里、丽姬与刁先生就小不点瑞卡度与苏联金棱线开诚布公后的八天。三人能见面讨论出结果,让圆场的规划人大感欣慰。吉勒姆特别哄默莉一起来。这些昼伏夜出的动物,四方奔走,新旧途径全不放过,连杂草丛生的老路也再度开出新路。如今在两位领导人带领下,他们一行十二人,以绰号俄国妈妈的康妮·沙赫斯以及绰号博士、形象朦胧的狄沙理斯为首,布尔什维克派与黄祸派,最后全挤进觐见室,以半圆形聚集在卡拉的照片下,面对主子史迈利,召开全体会议。对不习惯如此盛大场面的人而言,绝对是历史上的一刻。默莉温顺地站在吉勒姆身旁,头发向下梳直,以遮掩脖子上的吻痕。
发言以狄沙理斯为主。其他人认为理所当然,毕竟纳尔森·柯完全属于他的领域,因为狄沙理斯从头到脚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魂。狄沙理斯将自己穿戴得体,潮湿的头发直竖,双膝与双脚以及习惯动不停的手指全数总算稍微静止下来,压低嗓门以几近贬抑的语调道出难以阻挡的高潮,以制造惊悚效果。这个高潮甚至有名有姓,叫做柯胜修,别名纳尔森·柯,后来改名为姚凯胜,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批斗时的姓名。
“不过在此,各位绅士,”博士尖声说,他对女性的存在有时视而不见,“我们全以纳尔森称呼他。”
博士引述官方消息来源指出,纳尔森出生于一九二八年的汕头,家境清贫,属无产阶级,不久迁居上海。在官方或非官方资料中,遍寻不着他曾就读希博特先生的主生教会学校的记载,仅提及“幼年受尽西方帝国主义分子剥削”,以宗教毒害他,令人鼻酸。日军进入上海后,纳尔森加入前往重庆的难民潮,全如希博特先生所述。博士继续说道,根据官方记载,纳尔森早年便私下研读初期的革命读物,并积极参与地下共产团体的活动,不顾蒋介石乌合之众的欺压。在难民潮中,他曾“数度企图投奔共产党,却因年纪过轻而作罢。回到上海后,学生身份的他参加遭禁的共产学生运动,是带头的干部,并接下数项特殊任务,在江南船厂内部与周边颠覆国民党坏分子的影响。就读共产大学期间,他公然宣传学生与农民联合阵线。一九五一年以优异成绩毕业……”
狄沙理斯叙述到此中断,举起一手陡然舒解张力,抓住后脑勺的头发。
“主子,制造具有先见之明的学生英雄,这种虚情假意的手法很常见。”他以吟唱的方式说。
“列宁格勒呢?”史迈利坐在办公桌前问,一面偶尔记下几笔。
“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
“康妮,什么事?”
康妮又坐在轮椅上。她怪罪刺骨的寒冬,也怪罪到卡拉那只蟾蜍身上。
“我们查到一个姓卜雷列夫的老兄,亲爱的。卜雷列夫名叫伊凡·伊凡诺维奇,从事学术研究,列宁格勒大学造船系教职员,是老中国通,曾在上海帮莫斯科中心的中国记者代笔。革命老兵,后来被卡拉训练为征才手,专找海外学生下手,征召合适的男女学生。”
对于研究中国的掘穴人——黄祸派——而言,这份情报前所未闻,震撼人心,因此现场产生骚动,一时椅子与纸张嗦嗦响起,最后史迈利点点头,狄沙理斯才放下抓头的手,继续叙述下去。
“一九五七年回到上海,指派负责铁路工厂——”
史迈利问:“可是,他在列宁格勒大学的时间不是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吗?”
“没错。”狄沙理斯说。
“这样说来,好像漏掉一年。”
现在没有纸张嗦嗦声,椅子也不动了。
“官方的解释是他巡视了苏联各地造船厂一圈。”狄沙理斯说着对康妮暗笑,并以神秘、你知我知的神态扭动脖子。
“谢谢你。”史迈利说,再记下一笔。“一九五七年,”他说,“是在中国跟苏联关系恶化之前还是之后,博士?”
“之前。一九五九年双方关系才急转直下。”
史迈利这时问,记载中是否曾提到纳尔森的兄长?或者说,在纳尔森的中国,他断绝了与德雷克的手足关系,与德雷克跟他断绝关系一样?
“在最早期的官方传记之一,曾经指出过德雷克,却没提到名字。后来的记载里,提到有哥哥在一九四九年死去。”
鲜少说笑话的史迈利,这时开了一个玩笑,引发密集而如释重负的笑声。“这个案子到处都有人装死啊!”他抱怨,“要是真能在哪里找出尸体,肯定会让我松一口气。”短短几小时后,大家回想起这句话时不禁发抖。
“我们也找到一段,叙述纳尔森在列宁格勒大学是模范生,”狄沙理斯继续说,“至少在俄国人眼里是模范生。他带着俄国人的最高推荐回国就业。”
轮椅上的康妮允许自己再度突然惊叫。她带了小跑前来,是那条邋遢的棕毛杂种狗。小跑蜷成一团躺在她宽大的大腿上,散发臭气,偶尔还会叹息,但就连讨厌狗的吉勒姆都没胆驱逐他。
“噢,难怪他们要把他捧得高高的,”她大喊,“俄国人当然把纳尔森的才华捧上天去,特别是卜雷列夫从列宁格勒大学提拔他,卡拉的爱将还把他偷渡到训练学校去!像纳尔森这样的聪明小地鼠,让他尝点人生甜头,回中国后有个好起点!可惜后来反而对他没好处,对不对啊,博士?“文革”时害他被斗得惨兮兮!”
在康妮高声插嘴之下,博士也提高音量宣布,关于纳尔森的没落,相关资料很少,“肯定是暴落,像康妮刚才指出的,最受俄国人器重的人,跌得也越重。”他瞥了一眼手上揉得歪七扭八的纸张,凑近长满老人斑的脸。“主子,被斗争期间的工作,我在此就不一一报告,因为反正最后也做不久。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他在造船界的确经营有方,在江南船厂时如此,后来负责中国海军一大部分时亦然。”
“原来如此。”史迈利轻声说。他撅着嘴唇做笔记,仿佛不表赞同,眉毛则抬得非常高。
“由于他在江南船厂任职,因此连续在数个海军规划委员会占有一席,在通讯和策略政策领域也有点分量。到了一九六三年,他的姓名开始定期在表亲的北京观察报告里冒出。”
“干得好,卡拉。”吉勒姆轻声说。他站在史迈利身旁。仍在动笔的史迈利竟也以“对”来附和吉勒姆的感受。
“亲爱的彼得,你是惟一一个!”康妮大喊,突然无法自制。“所有蟾蜍里,惟一预测到后果的人!茫茫人海中的一个声音,是不是啊,小跑?‘小心黄祸啊,’小跑告诉他们,‘总有一天,他们会反咬喂他们吃饭的那只手,我敢保证。等到那天,会蹦出八亿个新敌人敲着你家后门。而且枪炮全会指错方向。请大家记住我的话。’告诉他们,”她对杂种狗的耳朵激动咆哮,“白纸黑字写下,‘新兴社会主义伙计有意偏移走向’,传到莫斯科中心委员会每个混账委员手上。趁他在西伯利亚帮斯大林伯伯牧羊时凭着聪明的小头脑一字一字拟定。‘今日以间谍行动对付朋友,朋友明日必然成为敌人。’小跑告诉他们。这是这一行最古老的格言,是卡拉最喜欢的格言。重新任职后,他差点没把这句话钉在捷尔任斯基广场大门上。大家都懒得多看一眼。一眼也不看。大家置之不理,亲爱的。五年之后,他的话成真,委员会也不感谢他,真是的!他屡屡料中,让他们心有不甘,对不对啊,小跑!你知道,对不对啊,亲爱的,你知道这个老太婆在啰唆什么!”说着拉着小跑的前脚抬高几英寸,让它自行落在大腿上。
众人心底认定,康妮无法忍受博士霸占聚光灯。她看见了其中逻辑,却无法忍受事实。
“很好,他被清算了,博士,”史迈利轻声说,恢复原有的平静气氛,“我们回到一九六七年,好吗?”接着再度以手托着下巴。
在阴暗中,卡拉的照片以迟钝的眼神向下看,而狄沙理斯继续叙述。“这个嘛,和我们平常听见的凄惨故事没两样,主子,”他吟唱着,有份报告指出,他被送到农村公社试炼自己。爬回上海后,他们让他从最基层做起,替铁轨打钉之类的工作。就俄国人而言,如果我们要谈的是这个的话,”——狄沙理斯赶紧接下去,以免又被康妮打断——“他成了过去式。没门道,没影响力,没人脉。”
“他花了多久才往上爬回去?”史迈利询问,依习惯放低眼皮。
“大概三年前,他又开始恢复功用了。以长期来看,他是北京最需要的人才,有头脑,有技术专才,有经验。不过他的正式复职一直到一九七三年初才真正展开。”
狄沙理斯描述纳尔森的复职阶段时,史迈利悄悄取来一个档案夹,参考其中几个日期,虽然他当时没解释,这些日期忽然极为重要起来。
“付款给德雷克,是开始在一九七二年中,”他喃喃地说,“一九七三年中数字才暴涨。”
“凭纳尔森懂得的门路,亲爱的,”康妮在他之后低声说,有如隐藏两侧的字幕提示机,“他知道得越多,说的就越多,说得越多,钱就越多。卡拉只付钱买好情报,即使这样,荷包也要拉警报了。”
狄沙理斯说,到了一九七三年,该告解忏悔的事物,纳尔森全做了,因此受到上海市政革命委员会的拥抱,让他负责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海军单位。六个月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