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叔叮嘱杜大爷看好牛,当然更忘记不了叮嘱杜大爷看好郭好胜的自行车,千千万万,牛丢不了,活牛没人要,死牛拉不走,自行车可是很容易被偷、甚至被抢,这种事多得很。然后他拉着我,拿着老董同志给我们开好的牛死亡证明,走进了公社大院。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公社大院,大道两边的冬青树、一排排的红瓦高房、高房前的白杨树、红砖墙上的大字标语,等等,这些东西一齐刺激我,折磨我,让我感到激动,同时还感到胆怯。我感到自己像个小偷,像个特务,心里怦怦乱跳,眼睛禁不住地东张西望。麻叔低声说:“低下头走路,不要东张西望!”
麻叔问了一个骄傲地扫着地的人,打听主管牛的孙主任的办公室。刚才老董同志对我们说过,全公社的所有的牛的生老病死都归这位孙主任管。我心中暗暗感叹孙主任的权大无边。全公社的牛总有一千头吧?排起来将是一个漫长的大队,散开来能走满一条大街。这么多牛都归一个人管,真是牛得要死。当时我就想,这辈子如果能让我管半个公社的牛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小心翼翼地跟在麻叔身后,进了孙主任的办公室。一个胖大的秃头男子——不用问就是孙主任——正在用一根火柴棒剔牙,用左手。他的右手的中指和食指缝里夹着一根香烟。我知道那是丰收烟,因为桌子上还放着一盘打开了的丰收烟。丰收烟是干部烟,一般老百姓是买不到的。丰收烟的气味当然好,那支丰收烟快要烧到他的手指了,我盼望他把烟头扔掉,但我知道他把烟头扔掉今天我也不能捡了,如果我捡了,麻叔非把我的屁股踢烂不可。我还是有毅力的,关键时刻还是能够克制自己的。麻叔弯了一下腰,恭敬地问:“您就是孙主任吧?”
那人哼了一声,算是回答。
麻叔马上就把老董同志开给我们的死亡证明递上去,说:“我们队里一头牛死了……”
孙主任接过证明,扫了一眼,问:“哪个村的?”
麻叔说:“太平村的。”
孙主任问:“什么病?”
麻叔说:“老董同志说是急性传染病。”
孙主任哼了一声,把那张证明重新举到眼前看看,说:“你们怎么搞得?不知道牛是生产资料吗?”
麻叔说:“知道知道,牛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牛是贫下中农的命根子!”
孙主任说:“知道还让它得传染病?”
麻叔说:“我们错了,我们回去一定把饲养室全面消毒,改正错误,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种让阶级敌人高兴让贫下中农难过的事……”
“饲养员是什么成分?”
“贫农,上溯八辈子都是讨饭的!”
孙主任又哼了一声,从衣袋里拔出水笔,往那张证明上写字。他的笔里没有水了,写不出字。他甩了一下笔,还是写不出字。他又甩了一下笔,还是写不出字。他站起来,从窗台上拿过墨水瓶,吹吹瓶上的灰,拧开瓶盖子,把水笔插进去吸水。水笔吸水时,他漫不经心地问:“你们的牛在哪里?”
麻叔没有回答。
我以为麻叔没听到孙主任的问话,就抢着替他回答了:“我们的牛在公社兽医站大门外。”
孙主任皱了一下粗短的眉,把墨水瓶连同水笔往外一推,说:“传染病,这可马虎不得,走,看看去!”
麻叔说:“孙主任,不麻烦您了,我们马上拉回去!”
孙主任严厉地说:“你这是什么话?革命工作,必须认真!走!”
孙主任锁门时,麻叔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我们的牛前围着一大堆看热闹的人。孙主任拨开人靠了前。他扒开牛眼看看,又翻开牛唇看看,最后他看了看牛蛋子。他直起腰,拍拍手,好像要把手上的脏东西拍掉似的。围观的人们都聚精会神地看着他,好像病人家属期待着医生给自己的亲人下结论。孙主任突然发了火:“看着我干什么?你们,围在这里看什么?一头死牛有什么好看的?走开,该干什么干什么去,这头牛得的是急性瘟疫,你们难道不怕传染?”
众人一听说是瘟疫,立即便散去了。
孙主任大声喊:“老董!”
老董同志哈着腰跑过来,站在孙主任面前,垂手肃立,鞠了一躬,说:“孙主任,您有啥吩咐?”
孙主任挥了一下手,很不高兴地说:“既然是急性传染病,为什么还放在这里?来来往往的人,不怕传染吗?同志,你们太马虎了,这病一旦扩散,那会给人民公社带来多大的损失?经济损失还可以弥补,而政治影响是无法弥补的,你懂不懂?!”
老董同志用双手摸着裤子说:“我麻痹大意,我检讨,我检讨……”
孙主任说:“别光嘴上检讨了,重要的是要有行动,赶快把死牛抬到屠宰组去,你们去解剖,取样化验,然后让屠宰组高温消毒,熬成肥料!”
麻叔急了。抢到牛前,说:“孙主任,我们这牛不是传染病,我们这牛是阉死的!”
我看到老董同志的长条脸刷地就变成了白色。
麻叔指着我和杜大爷说:“您要不相信,可以问他们。”
孙主任看看老董同志,问:“这是怎么回事?”
老董同志结结巴巴地说:“是这么回事,这牛确实是刚阉了,但它感染了一种急性病毒……”
孙主任挥挥手,说:“赶快隔离,赶快解剖,赶快化验,赶快消毒!”
麻叔道:“孙主任,求求您了,让我们把它拉回去吧……”
孙主任大怒:“拉回去干什么?你想让你们大队的牛都感染病毒吗?你想让全公社的牛都死掉吗?你叫什么名字?什么阶级出身?”
麻叔麻脸干黄,嘴唇哆嗦,但发不出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