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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厅官员一致认为这种事情绝不能再发生了。秉公守法的几位部长对这桩事更是怒不可遏。他们组成了一个极其机密的调查委员会，调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委员会找了一大堆的目击证人，听了他们的证词。巨细无遗地详加追问，把各个关键地方串联起来，作成结论，以防止类似事件重演。最后推举我做主席，草拟报告书。我们这个委员会所作的结论，绝不对外公布，我们这些成员更是得严守机密。其实这个委员会的运作方式大家都很清楚，开始时大家会七嘴八舌热烈讨论，后来尘埃落定，我们再回归到尘堆里。我们的委员会像是个平日嬉笑惯了的人，一旦不悦，就丢下愁眉苦脸的我们、一些毫无意义的作业纸，以及附在财政档案里的一些机密说明而不管。

以苏俄司的奈德及其同僚所用的稍为谨慎的措辞来说，这件事肇始于某个暖和的周日傍晚，五点至八点三十分的这段时间，一位自称尼基·蓝道、以巡回推销为业，收入颇丰、无前科记录的波兰后裔，分别拜访了四个部级的行政机关，说有要事，要求能立即见到英国情报局的干员。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曾分别遭到警卫的耻笑，被人驱逐，甚至一度遭到殴打。至于国防部的两名守卫有无像尼基所咬定的：抓着他的衣领和裤裆，将他连扯带拉地赶出大门；或者照警卫们的说法，只是“帮助他”回到街上，是一件永远无法达成一致的事了。

但我们这委员会还是很严厉地质问了这两名守卫，他们为什么觉得有必要在一开始就提供这种“协助”？

“长官！蓝道先生拒绝让我们检查他的手提箱。他曾提议在他等待时把手提箱交给我们保管，但钥匙要由他保管，这是不符合规定的。唉！没错，他是当着我们的面把箱子拽了又拽，拍了又拍，再扔出去用双手接着，很明显的是要让我们知道箱子里并没有我们所担心的东西，但这还是不符合规定呀！而当我们尽可能和气地要取走他手中的箱子时，这位绅士（尼基在他们的证词中终于还是变成‘绅士’了！）却不让我们动手！长官！并且用他那外国腔大喊大叫，引起了一阵骚动。”

“他喊叫些什么？”我们问道，因为我们对有人会拣星期天在政府机构所在地大吵大闹的想法深感不解。

“呃……长官，就在我们把这个情绪激动的人赶出大门时，他叫着说他的手提箱中藏着一些非常机密的文件，这些文件是俄国人在莫斯科交给他的。而他只是一个无理取闹的小波兰人呀！长官。”他们可能应再加上一句：“当时是在伦敦一个热得人头昏脑涨的星期天下午，而我们都在后面房间内看回放的巴基斯坦人对抗巴丹事件。”

即使在外交部这个英国正式款待宾客的中心，这个不像话的尼基居然也会使出他最后的杀手锏：声泪俱下地乞求守卫让他进去。他又哭又闹，甚至惊动了帕莫尔·维娄先生呢！他是一位对李斯特音乐做过专题研究的作家。

而如果尼基不出新招，恐怕他哭肿了双眼也没有一丁点儿用处。此时，他将那只手提箱打开放置在柜台上，让那位虽然年轻、但却非常谨慎的守卫隔着最近刚装好的防弹玻璃，探头检查箱里的东西，结果除了几本老旧的笔记本外，并没看到炸弹。

“星期一十点到五点之间再来。”守卫透过新装的电子扩音器叫着，听起来好像是威尔士一处火车站里的广播声，随后就猛然缩回他那黑漆漆的岗楼中。

此时大门微开，尼基看了看这位年轻人，再望了望他身后一百年前建造的用来吓唬那些无法无天的殖民地亲王们的大廊，接下来的情形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他抓起手提箱，攻克那些看似铜墙铁壁、实则不堪一击的防卫装置，“就像一只羚羊般”穿过了中庭，直上宽阔的大厅。他很幸运。姑且不论帕莫尔·维娄的地位有多高，他在外交部里是属于温和派的，而那一天恰好是他值日。

“哈啰，哈啰。”帕莫尔一边走下那道宽大的楼梯，一边喃喃说着，双目瞪着眼前这位桀骜不驯、站在两位体格魁梧的警卫中间喘个不停的尼基。“你真狼狈！我是帕莫尔·维娄，是这儿的常驻职员。”他紧握左拳，高举到肩上，好像很讨厌狗似的；不过右手却伸出来以表致意。

“我不要见职员，我要见高级官员，否则一切免谈。”

“呃，职员是相当高级的了。我想你只顾到字面的意思。”帕莫尔很谦虚地说。

记录上应该这么写着（而我们的委员会也这么做了）：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尼基这般有眼不识泰山的。帕莫尔看似滑稽，实则是一个很有效率的人，也没做错过什么事。他领着尼基来到一间访谈室，请他坐下。并且，任何微小细节他也全顾到了。他要人送来一杯茶，在茶里添些糖，好给尼基压压惊，又拿了一些易消化的饼干给他当茶点。接着，拿出了一支朋友送他的高级自来水笔，写下了尼基的姓名、住址和他所服务过的公司名称；又登记了他的英国护照号码和出生年月日、地点——一九三〇年生于华沙。他诚恳而不带有任何威胁地表示，他对情报的事情一窍不通，但他承诺一定会把尼基的案件递交给“有能力管辖的人”，而他们一定会对这件案子加以应有的关注。又由于尼基再次坚持，他只好随手拿了笔在外交部的蓝色草稿纸上写了一张收据给他，并在上面签名，又请来同事加盖当日的戳印。他告诉尼基如果当局有任何想要进一步了解的事，他们会跟他联系，联系的方式可能是通过电话。

这时，尼基才犹豫不决地把他那肮脏的包裹拿出来递给他，并以深深惋惜的目光看着帕莫尔用他那迟缓的手将它打开。

“不过，你为什么不直接把它送交给斯科特·布莱尔先生呢？”帕莫尔看了信封上的人名之后问道。

“老天呀！你想我如果没有试过，会跑来找你吗？”尼基心中又重燃起了一把无名火，“我告诉你！我到处打电话找他，找得我都快烦死了！他不在家，也不在办公室，更不在他的俱乐部，任何地方全找过了，就是找不着。”尼基只顾着抗辩，失望中，连文法都顾不得了，“从机场我就试过，告诉你，就在星期六。”

“但今天才星期天哪！”帕莫尔带着原谅的笑容纠正他。

“好吧，就算星期六是昨天好了！我找过他的公司，他却因为欠缴电话费，电话被停。我又查了电话簿，在汉莫史密斯有一个姓布莱尔的，虽然缩写与他的不一样，但也是叫斯科特·布莱尔。结果接电话的是个女的，好凶！叫我去死！我认识一位名叫亚基帕的业务代表，是在西部地区代表巴雷的公司。我对亚基帕说：‘老天爷！我有事必须马上找到巴雷才行，能不能告诉我他在哪里？’他回答我说：‘尼基呀！他早就失踪，逃得不知去向了！店里已有好几个星期没见到他的人影了。’接着，我又到处询问，伦敦、他家乡的电信查号台都说没有登记过斯科特·布莱尔这个人。不管他在哪儿，或不在哪儿，如果他是……”

“如果他是什么？”帕莫尔满脸迷惑地问。

“他失踪了！对不对？他早就失踪了。他为什么会失踪，要说理由，可能有好几个。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你是不会知道的，因为你也不打算知道。现在，除了他以外，可能有好多人都在生死关头。她告诉我，这件事万分重要，也绝对机密。现在就请你赶紧办，拜托！”

那天晚上，除了两伊战争及华盛顿发生的军售丑闻案以外，这个世界倒是非常平静。帕莫尔到蒙彼利埃广场参加剑桥大学校友聚会，与会人士都是像他这样的单身汉，不过也挺有意思的。关于这个场合的报告，后来也传到了我们这个委员会中。

“你们当中有没有谁最近曾听说过一个名叫斯科特·布莱尔的人？”帕莫尔在聚会将近尾声时弹奏着肖邦的钢琴曲，突然之间，一串音符让他想起了尼基这个人。“有没有人知道斯科特·布莱尔这个人的？”根本没有人听见他的问话，所以他又问了一次。

“他是早我们好几届的人了，是三一学院的。”房间的那头传来了很模糊的声音，“是历史系的，也是个爵士乐狂。他要以吹萨克斯维生，但他老爸不让他这么蛮干。巴雷·布莱尔是个成天喝得醉醺醺的家伙。”

帕莫尔猛力弹奏了一下琴键，响声使邻近的人都安静了下来。“我说，他是不是个讨人厌的间谍？”他清清楚楚地一个字一个字说了出来。

“父亲啊？他死了。”

“笨蛋！我说的是儿子，巴雷。”

说话的人好像是从一块帷幕后头冒出来似的，越过了一群比他年轻的人之后，来到他面前，手中拿着玻璃杯。而帕莫尔意外地辨认出他是早八百年前在三一学院的好友。

“我实在不知道巴雷是不是一个讨人厌的间谍。”这人对帕莫尔说着。言谈之间，神色并不怎么和悦，而此时周遭的嘈杂声又变本加厉了起来，“但如果一定要以这种资格来评定他，他可就不及格了。”

经这么一说，他更是好奇了。帕莫尔回到外交部里间宽大舒适的房间后，重拾起尼基交给他而他暂时交给清洁人员保管的信封和笔记本。平日钻研公文的他，面对这桩离奇事件，也实在是无能为力。若是换了苏俄司里的奈德和他的同僚来论此事，话就难听得多了。他们会说，在任何文明国家里，像帕莫尔这种人，都应该自己找个既高又静的地方自行了断，平静地吊在那儿，让别人去凭吊他毕生的成就。

帕莫尔拿着笔记本赏玩。一玩就玩了两晚外加一天半的时间，因为他觉得这几本笔记实在是太好玩了。他没有把那牛皮纸信封打开，因为尼基在上面亲笔写了一行字：“除斯科特·布莱尔先生或情报单位最高负责人以外，任何人不得拆阅。”他像尼基一样，坚信私自拆阅别人信件是不对的，更何况这封信两端都被密封得死死的，而帕莫尔也不是那种会硬来的人。但那本笔记上头有疯狂的格言、名人隽语、讨厌的政客和军人的谩骂，又零乱地提到普希金这种纯文艺复兴式的人和克莱斯特5这种自毁性人物，着实使他着迷。

他一点都不觉得事态紧急，也不认为需要负任何责任。他是外交官，不是“朋友”，即那些间谍。而在帕莫尔的字典里，“朋友”是指那些聪明才智不如他的人。事实上，他经常在口头上表现出一种不满，说英国正统的外交部已经越来越像一个掩护那些情报人员为非作歹的机构。帕莫尔自己也是一位饱学之士，涉猎相当广泛，曾经修过阿拉伯文，并且在近代史这个科目上还得过第一名；也曾利用闲暇自修俄文及梵文。他样样都好，惟独缺乏数学及处世的常识。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跳过另两本笔记上那些记载得整整齐齐的数学公式不看，而偏偏去管那些作者以涂鸦之笔写出来的哲学漫谈。这也可以解释（虽然委员会很难接受这样的解释）为什么帕莫尔会不遵守驻外人员处理变节者的标准程序，也不管情报处主动或被动拉拢，而尽管做他自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