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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带电影(第1页)

可能是在一九八八年的某一天,那时我正在鲁迅文学院上学,我从北京东部的十里堡来到西部的双榆树,挤进狭窄和慢速的电梯,然后用手指的关节敲响吴滨的家门。当时吴滨刚刚发表了一组《城市独白》的小说,意气风发地和王朔他们搞起了一家名叫海马的影视创作公司。现在我已经忘记了自己当时转了几次公交车,忘记了是在秋天里还是在冬天里从东到西穿越了北京城,只记得自己是独自一人,还记得自己那时留着胡须,而且头发遮掩了耳朵。我坐在并不比电梯宽敞多少的客厅里,从下午一直到深夜,我忘记了和吴滨刘霞说了什么话,也忘记了这对十多年前就分手的夫妇请我吃了什么,我只记得中间看了一部让我铭心刻骨的录像带电影,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

这是我有关八十年代美好记忆的开始,录像带电影美化了我此后两年的生活。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会去朱伟在白家庄的家,当时朱伟是《人民文学》的著名编辑,后来他去三联书店先后主编了《爱乐》和《三联生活周刊》。白家庄距离鲁迅文学院所在的十里堡不到五公里,认识朱伟以后我就不愿意再去遥远的双榆树欣赏录像带电影了。我曾经在街上遇到刘霞,她问我为什么不去看望她和吴滨了,我说太远了。然后我问她:你们为什么不来看望我?刘霞的回答和我一样,也说太远了。

那时候我住在鲁迅文学院的四楼,电话就在楼梯旁,朱伟打来电话时经常是这样一句话:“有好片子。”这时候他的声音总是神秘和兴奋。到了晚上,我就和朱伟盘腿坐在他家的地毯上,朱伟将白天借来的电影录像带塞进录像机以后,我们的眼睛就像是追星族见到了心仪的明星一样盯着电视屏幕,用今天时髦的话说,我和朱伟是当时录像带电影的绝对粉丝。我们一起看了不知道多少部录像带电影,伯格曼、费里尼、安东尼奥尼、戈达尔等现代主义的影片。这些电影被不断转录以后变得越来越模糊,而且大部分的电影还没有翻译,我们不知道里面的人物在说些什么,模糊的画面上还经常出现录像带破损后的闪亮条纹。我们仍然全神贯注,猜测着里面的情节,对某些画面赞叹不已。我还记得,当我们看到电影里的一个男人冷漠地坐在角落的沙发上,看着自己和一个女人做爱时,我们会喊叫:“牛!”看到电影里一些人正在激烈地枪战,另一些人却是若无其事地散步和安静地坐在椅子里看书时,我们会喊叫:“牛!”当格非来到北京时,盘腿坐在朱伟家地毯上看录像带电影就是三个人了,喊叫“牛”的也是三个人了。

我就是在这间屋子里第一次见到苏童,那是八九年底的时候,朱伟打电话给我,说苏童来了。我记得自己走进朱伟家时,苏童立刻从沙发里站起来,生机勃勃地伸出了他的手。不久前我在网上看到苏童在复旦大学演讲时,提到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他说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感觉是他们街上的孩子来了。回想起来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虽然我和苏童第一次见面时已经二十九岁了,苏童那时二十六岁,可是我们仿佛是一起长大的。

在我的记忆里,第一次看的录像带电影就是伯格曼的《野草莓》。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把八部革命样板戏看了又看,把《地雷战》和《地道战》看了又看,还有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和《勇敢的人们》等等,还有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和《鲜花盛开的村庄》,前者让我哭肿了眼睛,后者让我笑疼了肚子。“文革”后期罗马尼亚电影进来了,一部《多瑙河之波》让我的少年开始想入非非了,那是我第一次在电影里看见一个男人把一个女人抱起来,虽然他们是夫妻。那个男人在甲板上抱起他的妻子时说的一句台词“我要把你扔进河里去”,是那个时代男孩子的流行语,少年时期的我每次说出这句台词时,心里就会悄悄涌上甜蜜的憧憬。

“文革”结束以后,大量被禁的电影开始公开放映,这是我看电影最多的时期。“文革”十年期间,翻来覆去地看样板戏,看《地雷战》《地道战》,看阿尔巴尼亚朝鲜电影,“文革”结束后差不多两三天看一部以前没有看过的电影,然后日本电影进来了,欧洲电影也进来了,一部《追捕》我看了三遍,一部《虎口脱险》我看了两遍。我不知道自己看了多少电影,可是当我在一九八八年看完第一部录像带电影《野草莓》时,我震惊了,我第一次知道电影是可以这样表达的,或者说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电影。那天深夜离开吴滨的家,已经没有公交车了,我一个人行走在北京寂静的街道上,热血沸腾地走了二十多公里,走回十里堡的鲁迅文学院。那天晚上,应该说是凌晨了,录像带电影《野草莓》给予我的感受是:我终于看到了一部真正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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