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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耳”从二十岁开始进入公社兽医站,跟上一位师傅,做了一名乡间兽医,吃公粮。这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几年下来,他发现自己负责的这方圆几十里的村子里,工作量最大的就是为畜类绝育,也就是动劁刀——猪和牛马,还有猫和狗,都需要他。这虽然算不上什么大手术,对农户来说却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以前游动在乡间的劁手大多没有受过专门训练,都是在实践中摸索而成。一个劁手从上路干活到技艺成熟,往往要割坏许多猪狗,使畜类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些人技艺马马虎虎,但由于当时人才稀缺,一个个还是非常神气。大小牲畜都是农家的一笔珍贵财产,所以谁也不敢粗心大意。他们受到了好酒好菜伺候,然后开始醉醺醺地工作了:抽出上衣小口袋中的劁刀——它一般是和一支钢笔并排放在一起的;戴上眼镜,慢慢腾腾地蹲下来。他们嘴里咕哝着:“这可是动刀的事儿啊,要紧是卫生干净。”说着在刀子上吐了唾液,在裤子上反复磨蹭,准备下刀。如果是劁猪,至少要由两个小伙子按住,让它尽力嚎过之后再动手。劁手一边动刀一边慢慢悠悠地说:“哎,不要叫唤啊,小肚肚划开了,小蛋蛋割下了,瞧一会儿就中。”
那些劁过的畜类,有的再也长不大了。主人有苦吐不出,自认倒霉。
“得耳”在师傅那儿得了真传,所以成为四周村子里最受推重的人。他们说:“嘿,别看小小年纪连副眼镜都不戴,可就是下刀有准头儿,再也不用挂记小猪长不大了,一天到晚蜷在栏里哼哼,像个小老头……”他干活时照例有一大帮人围上看,他却能临阵不慌,沉着地打开药箱,让围看的人发出一声:“嚯咦!”那里面应有尽有:针管、镊子、药水、药面、绷带、刷子,以及一大堆他人永远也搞不明白的杂七杂八。与所有那些野路子劁手不同的是,他动刀之前先要将器具用酒精消毒,还要给被劁的家畜注射一针。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是麻药:这样畜类们不仅不再干嚎,而且还极为享受似的哼哼着,一边用那双羞涩的眼睛去寻找动刀的人,仿佛要记住他的慈悲。
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有一个习惯他是从未改变的,那就是工作完毕一定要收起割下的东西。村里人并不干涉,他们说:“剃头的落下些头发,劁猪的落下颗蛋子,这是规矩。”除去雌畜不算,一天下来会收获五到十枚睾丸,最多的一天会有二十副左右。
这些收获的三分之一都放在了一只小锅里,然后摆到餐桌上。其余的都送给了站长——那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家伙,因为工作的方便已经吃了足有二十多年。这人一天到晚瞪着一双大眼,随时要挑衅所有的人。“得耳”从不敢将一天的收获独自享用,因为站长对一切都清清楚楚。对方对他夸奖有加,说这个兽医站终于有了一个了不起的青年:“刀儿利索啊,腿勤啊,觉悟高啊!”
“得耳”感到了工作的幸福和人生的意义。受人尊敬的那种感受是难忘的,村里的一群人围住他,从屏住呼吸到齐声赞叹的整个过程中,他获取的那种满足感常常是难以言表的。某种习以为常却又历久弥新的记忆、不可或缺并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技艺,是这一切相加一起的重量,让敏感过人、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人全部领受了。最初他是没有取走那些东西的习惯的,但回到站里立刻被严厉的站长呵斥说:“这怎么可以呢?你竟能粗心大意成这样,真是让我想不到!”从那时起他就改正了错误,并从这良好的工作规范中受益终生。
在常年欠缺荤腥的年代里,“得耳”从工作中获取了多大的补益!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自己虽然没有像站长那样暴躁,但还是有了使不完的力气。不少人私下议论,说那个站长整天面红耳赤骂骂咧咧的毛病,主要就是吞食那东西造成的——火气大得没处发泄,别人就得跟上遭殃。可是大家发现“得耳”是个例外,不仅不太发火,而且见了人总是笑眯眯的,说话声音不高不低,嘴巴也甜。于是人们明白,一个人暴躁与否,主要还是性情的关系,食物所占因素微乎其微。但尽管如此,人们后来还是发现,食物的因素或多或少还是存在的,瞧这个小伙子,脸上油滋滋的,鼻头比一般人宽了一些。
“得耳”自己也惊讶地观察到:自己每个季节大约都要发一到两次脾气不等,而且一旦发起来就不得了,恨不得砸毁许多东西方才解气。但他又不敢对别人发火,也只得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吼大叫一番、或踢打敲破一些东西算完。一阵过去,他又能像平时那样和蔼可亲地对待他人了。
也许真的是食物的关系,“得耳”长得须发茂密,面部红润,个子不高但无比强壮。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他四周的发梢都紧紧地扣向肌肤,恨不得重新长回到肉里似的。这使他整个人看上去瓷实有力,也显得利落,像一只好好理过羽毛的鸟儿,从不翻毛猖猖的——这在工作繁忙的时节尤其难能可贵,因为许多人一忙起来就头发乱蓬蓬的,给人很脏的印象。出于由衷的喜爱,站长在退休前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将自己的女儿许给了“得耳”。她叫“苏小妹”,长得紧凑匀实,脾气温良。而后来“得耳”才知道,真正继承站长脾气的是儿子“苏二小子”,那家伙是全镇有名的泼皮。
结婚以后的“得耳”忍不住对同事说:“我真他妈的幸福啊!”
他几乎不说粗话。大家明白,他因为实在太幸福了,才不得不以这种方式来强调一下。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厚道,技术好,人缘也出奇地好。四周的村庄,凡是处于他的活动半径中的那些乡亲,都将他当成了最可信赖的公家人士。那时的公家人士往往是令人生畏的,他们分别是驻村干部、教育助理、公安人员、税务员、信贷员和供销员等等。群众的眼睛是亮的,他们认为真正给予人们切实帮助,却又能始终和颜悦色说话、没有一点臭架子的人,就要数“得耳”了。
但他的美好口碑却决非局限在底层。随着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以及站长的退位,“得耳”劁下的东西越来越多地送给了那些部门领导,比如采购站长供销社主任等;再后来又是乡里的头儿——后者开始有些不好意思,一边接下一边说:“行啊,回家喂狗去。”“得耳”觉得可惜,但不敢劝导。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从对方快速改善的面色上就明白:领导并没有将他的馈赠喂狗。
“得耳”顺利接下了站长一职。一年之后眼看要有大的升迁,因为好像一切都水到渠成。但这次却没有成为事实——他自己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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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形势发展极快。“得耳”从来都是敏感的,他从风中一嗅就能知道季节的流转。当时停薪留职之风刚刚开始,他就率先行动起来。当他提出回原籍搞创业的时候,领导表示了十二分的惋惜。“得耳”谦逊地听过劝导,还是执意要做。领导没有办法,说做吧,干不成就早点回来!
他回村后办起的第一个企业就是屠宰场,雅名叫“肉联厂”。因为他与畜类打了十几年的交道,太熟悉它们的脾性了。那种热烘烘毛疵疵的畜皮、里面的肌肉纹理筋脉,与他有一种无法分离的亲昵感。企业很快获得了成功,短时间内就成了全市同类企业中最大的。许多领导都来参观,有一些是他当年工作中结识的,职位已经比当时高出了许多,相见时拍拍打打。他们在私下里说起过去时,对方总是不忘艰苦时期的那些馈赠。领导感谢“得耳”,只是说得含蓄,感叹:“哎,什么都是一种习惯啊!你看我,现在多少好吃的东西啊,可就是改不了吃它——不吃就馋,就馋!”“得耳”一拍大腿:“那是啊!那是一点都不假啊,我也一样。现在生活一天一个样了,可就是改变不了过去的口味,离了吃那东西还真是不行!你看我——”“得耳”说着挽起袖子,又攥攥拳:“咱这肉结实啊!咱大冬天里不戴狗皮帽子也敢顶着大风进山啊!冷风越吹咱越是冒热气!你说说这家伙这股劲头儿……”他们说话时秘书走近了,两个人立刻不再吱声了,只相互交换着有几分神秘的眼神,挤挤眼、举举手分开了。
由于有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关怀,木器厂酿造厂也先后搞了起来。其他的三五个大型企业也在考察中。“得耳”的人脉是第一流的,他的勤勉与和气、不事张扬的个性,任何时候都容易结缘。他成了一个地区像模像样的企业家当中最受领导赞赏的一个,所以“天时地利人和”这几项被他占全了。就在事业急剧扩展的时候,“得耳”也感到了人才的缺乏:村里所有亲戚都被他封做了大小部门的头头,因为这些人尽管成色不一,有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最终还是得起用——这些人的心不会跑得太远,起码不会从根上捣他的蛋。可是这其中没有一个将才。正在他深感苦恼的时候,一向不言不语的妻子向他推荐起了自己的弟弟,他听了马上说:“那家伙!”
苏小妹的弟弟是镇上一家保安的头儿,后来又由经营保安器材起家,搞起了三两家企业。由于两个人都忙,所以他们之间见面并不多。“得耳”印象中的这个苏二小子是个大吃大喝的主儿,一张圆脸阔如牛腚,一颗颗粉刺红得像枸杞,坐在那儿一口气就能吞下半个猪头,喝下一打啤酒。可是听了妻子的话之后,他的心思还是在那个人身上转了起来。因为“得耳”对苏小妹无比宠爱,刚结婚的几年里一有工夫就要抱着她,对她的话句句听。他找个时间去了镇子,想不到见了内弟大吃一惊:这个男人变了,脸不像过去那么大了,也没了粉刺,瘦了许多,说话也不再大吵大叫了。他明白:搞企业就像打仗,这小子吃几次败仗、碰几场硬仗也就老实了,再也狂不起来了。交谈中他进一步发现,苏二小子也算个粗中有细的人,尽管仍然要骂骂咧咧的,但心眼十分密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