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过刑警的人看小偷,眼光是最准不过的。比如在商店,小偷的眼神和正经买东西的人就不一样,不看商品专看人,并且无缘无故地在别人身边乱贴乱挤。他现在看到的这个人,有二十多岁年纪,生得膀大腰圆,不算太灵巧地在一个老头儿身后蹭来蹭去,一看就知道是个没经验的“嫩毛儿”。老头儿呢,一来是上了年纪,感觉不太灵敏,二来全神贯注在诗文上,对身后的把戏一点儿没有察觉。周志明眼睛热辣辣的,一腔子无名火直往心头拱,因为他觉得在这样神圣的场合和气氛中偷东西,就像在纯洁的荷花上拉上一泡屎,把满广场那么多真诚的人心都给玷污了,所以就显得尤其可恶,让人特别的恨。他耐着心等了一会儿,眼看着小偷得了手,挤出人群要溜,便一步上去拦住了他。
“钱包交出来!”他的声音很低、很重,像把全身的力气都压在了唇上。
“什么?”扒手上下打量了一下他,大概是估计着动起武来不是自己的对手,便也压低了嗓门吐出三个字:“找抽哪!”
“我是公安局的,交出来吧。”
他的话还没说完,对方已经一拳打过来,他急忙一蹲从拳下钻过去,那扒手的身体前倾,几乎和他站成齐肩一条线,对付这种小偷流氓,和在仙童山的阵势不一样,他一点儿不发慌,看准是个“后掏裆”的机会,他左脚飞快地跨上一步,一手抓住对方的后脖领,一手抄到他的裆下,一抓一提,把这个比他壮实得多的扒手生生地摔在地上。
他们这一打,把许多人的注意力引过来,几秒钟的工夫就围成了一个人圈儿,那个壮小子从地上爬起来,嘴上蹭了一层灰,周志明叉着手等着他反扑,没料到那家伙却大喊大叫起来:
“公安局抓人啦!”
人们不知就里,全愣在那儿没动,这时候,一个大个子挤进人圈,猛地抓住那扒手的肩膀,粗声喝道:“喊什么!”
周志明心里一喜,大声说了一句:“马三耀,看着他。”自己抽出身去寻那个老头儿,老头儿正好也挤在人群中看热闹呢。
“您的钱包呢,看还在不在?”
老头儿看了他一眼,顿时明白了味儿,手脚慌张地在身上翻找起来,“哎,钱包呢?哎呀,丢了,同志。”
马三耀提着扒手的肩膀,“拿出来!”
钱包还给了老头儿,人们这才散去。他们把小偷送到了广场治安派出所。
“今天这是第二个了,”马三耀往派出所办公室里一坐,吐了口唾沫,说,“头一个是九点钟碰上的,妈的,那小子耍流氓。”
周志明在门外的水管子那儿洗着手,隔着敞开的门,笑着问:“你没抓着个反革命?”
“反革命?反革命该由你们五处抓,咱们刑警队是专跟小偷流氓过不去的。”见周志明洗完手要走,忙又说:“那么积极干什么,坐下歇会儿。”
周志明拧动着表的弦头,“快十二点了,我得回观礼台后院吃午饭去,你们队里食堂不送饭?”
“不送,自己在外面吃,吃完了报误餐呗。”
“我们送,我得走啦。”
他离开派出所,往观礼台后院走来。
陆振羽没有回观礼台后院吃午饭。就在周志明和马三耀押着小偷走进派出所那会儿,他匆匆忙忙离开十一广场,回到处里来了。一进办公室的门,就径直地向屋角那架绿铁皮保险柜奔去。
打开柜门,他从底层的抽屉里取出一只比拳头还小一点儿的密拍照相机,又取出一件深灰的卡布军便服。照相机是固定在一条皮带上的。他脱掉自己的外衣,用皮带把照相机系在肚子上,外面再套上那件灰的卡。披挂完毕,他急急地锁上办公室的门,又奔广场来了。
在组里,大陈的密拍技术是在外线队打的底子,自然十分过硬。周志明参加过局里办的外线技术训练班,密拍的技术也能拿得起来。他现在穿着的这件伪装服就是当初周志明参加训练班那会儿做的,现在穿在他身上,显得有点瘦长。搞密拍,他并不是出自正宗的科班,而是前不久才开始跟大陈和周志明学着搞的,但由于对此道的兴趣很浓,所以虽然只学了几个月,那一套技巧大体上也掌握得差不离了。对于自己的这点儿小聪明,他一向很自矜。没兴趣的事不敢说,但凡是有兴趣的,大概总不至于比一般人入门慢。在他的五个兄弟姐妹中,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有出息。在他之前,陆家门里还从来没出过一个大学生。父亲虽然已是副军级,可一个工农干部,就那么个水平,这几年又越发显得老朽昏聩;母亲是家庭妇女,更其没有文化。他心里明白,父亲和母亲之所以在孩子中格外另眼看他,无非是陆家的历史上,只有他这么一个“读书人”,无论跟谁提起来,都是个光彩罢了。
他是个“读书人”,其实一身上下没有一点儿“书卷气”,陆家的习惯,跟书没缘。在上中学的时候,他曾经弄到几本福尔摩斯探案集看过。可以说,福尔摩斯的形象对于他的刺激和引诱,很使他神魂颠倒了一阵。不过福尔摩斯那种神秘而又饶有兴味的故事只能在夜里头,给他增加一些荒诞的梦,他自己就是那些梦的主人公,一个机智的、勇敢的、出神入化的、硬汉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混合体。可是醒来,他还是他,一个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是的小屁孩子。他当然想不到几年以后会被推荐上了大学,毕业后又分配到公安机关,既不是个户籍警察,也不是个交通大岗,好像一切都是天缘凑巧、命中注定,他当上了一名反间谍人员。命运的安排居然没有辜负少年时代的辛苦幻想,他现在应该说是如愿以偿了。是的,他不怎么爱看书,不关心别的问题。比如像十一广场上的事,他就不那么清楚,也没兴趣去搞清楚。可是他爱自己的工作,他一心希望在事业上有点儿成就,也许到四十岁吧,或者不到那么老,就能成为一个全能的、经验丰富的、独当一面的、受人信任和尊重的骨干侦查员,别的事他一概不关心,无论是“三项指示为纲”还是“阶级斗争为纲”他都不关心,处里科里组里摊派的一应杂事,也是能躲就躲,能推就推,可是一有案子,他就非抢到手不可。上次仙童山的一仗没捞上前敌临阵,后来越想越觉得是个终生的遗憾。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对徐邦呈的逃脱毫无责任干系而产生一点儿庆幸,而是到现在还在心里抱怨没得上这个机会,这种传奇的经历也许一辈子不会再有了。他甚至想,如果当初那个机会落在他的头上,他一定不会辱没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