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犁俄罗斯人的爱情故事
谁在盯着乌尔汗
哎,伊力哈穆队长,哎,伊力哈穆大哥。我怎么也没想到,你到我的家来,你还肯到我的家来。我知道你回来了,在磨坊里,什么消息都能听得到的。我想,你也许能见我的?不,我想你不会来的,在这样的时刻,谁会愿意跑到伊犁河边来看望一个刚刚被拘留的俄罗斯人?有些人到现在不敢和我说话,不敢和我握手。但是我想,你会来的,你不是普通人,你是共产党员,你是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是要解放全人类的,这就是说,你们的心里装着整个的世界,装着整个的国家。在伟大的中国有个新疆,在新疆有个伊犁,伊犁河边就有我这么一个孤零零的俄罗斯族人,所以,你也会管我的事的,你也该管我的事的,是吗?
不,您先别说,您等我把满腹的话讲完。我是孤零零的。有一个时期,那时,那些仇视列宁和斯大林、仇视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流浪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白俄是孤零零的。现在,他们兴高采烈地“回国”去了,我却孤零零地留在这里。
先从我的父亲说起吧,马尔科夫,今年六十三岁。十月革命的时候,他十八岁。他和我的爷爷从海参崴跑到了朝鲜,又从朝鲜跑到了中国的东北,在哈尔滨和长春流浪,还到过青岛和上海。我的爷爷是什么人?是旧俄的贵族,是沙皇的军官、密探,还是屠杀远东的非俄罗斯民族人民的刽子手?我不知道,我没见过我的爷爷,我父亲也从来不说他。但是我知道,我的父亲怀着对列宁和斯大林的刻骨的仇恨。一看到红五星,父亲的癫痫病就会发作;而且我们家不许用月牙形的镰刀,因为共产党的党旗上有这样的标志。三十多年前,我的姐姐死在上海,我的父亲被一个中国商人所雇用,随着骆驼队走了半年来到新疆伊犁。我是出生在伊犁的,生我以后,母亲因为产后受风而死去,是一些善心的中国妇人的乳汁贴补了我,使我没有因为丧母而死。也许,正是中国妈妈的乳汁,形成了我的某些性格。当然,您不信这个,这样说是不科学的,但是,我永远忘不掉这一点。
三十多年来,我的父亲(后来还有我)在伊犁什么事没有干过?我们养蜂,我们抓鱼,我们养荷兰纯种奶牛,我们酿造格瓦斯,在这里它与啤渥即啤酒。混同起来了,伊犁人都将俄罗斯式的格瓦斯称作啤酒。我们烤长黑列巴(面包)和圆列巴,我们造水磨和看磨坊,我们粉刷房屋——在伊犁,俄罗斯女人刷房子是出了名的。但是有一条,所有我们这些白俄和白俄的后代,一不在工厂做工,二不在农村种地,为什么是这样呢?可能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我知道一条原因,那就是我们随时准备离开,我们并没有准备定居。
我父亲在伊犁生活了三十多年,三十年来他生活得像一个等候换车的旅客,伊犁对于他只是个大候车室。从我记事的时候,一阵子他说要去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有我的一个什么表姐;一会儿又说到阿根廷,阿根廷有我的一个什么舅舅。还有去加拿大,去美国,去比利时的各种说法,反正就是不去苏联。后来呢,过了一阵子,表姐来信了,他们全家正在失业,靠救济金生活,劝我们不要去。又过了一阵子,阿根廷来信了,可能是说移民当局不批准。大概还有各式各样的信,比如说是正在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中的入境很可能被怀疑为一方的间谍……总之,他哪儿也没有去成。
最可怕的是,有一阵子说是苏联宣布了,欢迎十月革命中流亡到各地的俄国人回苏联去,说什么绝对不追究他们的父辈与他们在外面的政治表现……许多我这样的家庭回去了,回去不久就失踪了。噢,我知道,您不相信,没有关系,真的也罢,假的也罢,我祝福全世界一切角落的俄罗斯人。
噢,伊力哈穆哥,你不知道我多么羡慕你们!你们——维吾尔人、哈萨克人、锡伯人、东干(回族)人和汉人,你们不会理解这种把自己当作陌生人的,随时准备离去的“候车室生活”会把人变成什么样的怪物!你们活着、奔跑着、忙碌着……有时候顺心、高兴,有时候难受、悲哀,因为在你们的近旁,有自己的亲人,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森林、河流和天空……一句话,有自己的祖国。你们的哭和笑,爱和恨都是有所为的,绝不仅仅为了自己一个人。如果一个人周围的一切,对于他都是毫不相干的、无所谓的,那时他将怎样过日子!他吃了一口是甜的,这又有什么意思呢?他告诉谁这是甜的呢?谁又和他分享这个“甜”呢?他吃了一口是苦的,除了他自己的胃,又有谁知道他的这个“苦”!我们活着,仅仅和我们的胃在一起,我们忙着,仅仅是为了侍候我们的那个胃。我们不再是人,而只是一个蠕动着的胃。我的父亲在伊犁生活了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说过哪一个人好,对于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怎么会有什么“好”呢?他也从来没有说过哪个人坏,同样,对于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又哪里有什么坏呢?我们总不会议论银河系里的哪一颗星好一些或者哪一颗星差一些吧?我们至多知道哪一颗星对于我们亮一些,而另一颗星可以用来辨别方向。我的父亲也只知道从哪一个人身上可以用哪一种方法多赚一点钱,而另一个人,却得用另一种方法来赚钱。赚钱的目的,也只不过是为了胃罢了。在伊犁,白俄商贩的名声是不怎么好的,因为他不和也不需要和任何人讲信用和情面。您也知道伊宁市西大桥边卖莫合烟与杏皮子(杏干)的俄罗斯小贩吧?他是全伊犁州啬皮即吝啬的符号。
但是我不同于我的父亲。伊力哈穆哥,你是知道的。我出生在这里,从小,我吃的就是这块土地上打出来的粮食。我熟悉伊犁河的水,夏天,我敢越过湍急的流水游到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对岸再游回转。我熟悉伊犁的风,我知道什么样的风带来阴雨和寒冷,什么样的风带来温热和晴明,我还知道什么样的风吹过麦子就会黄熟,蒙派斯苹果就该收摘。我的维吾尔语比俄语说得好,我的汉语也马马虎虎。我不但用维语交际,而且用维语想事情。我看到5的时候先想到的是拜西(维吾尔语5),之后才会想起别丫唧(俄语5)……
最主要的是,我爱这里的人民,这里的一切。小时候,我看着银花盛开的苹果树,一两个小时都不舍离去。每听到维吾尔人的歌声,那从载负着重压的心灵深处迸发出来的千回百转的歌声,我就泪流满面。我和你们一齐过麦西来甫娱乐盛会。,出席婚礼,祝贺婴儿的出世。我亲眼看见正是在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到来之后,在清除了国民党、霍加、巴依伯克之后,在实行了减租反霸、土改、互助合作、人民公社化以后,我们这里才真正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光明、更美好。当你们唱“把天下的水都变成墨,把天下的树木都变成笔……也写不完毛主席的恩情”的时候,我也屡屡应和……而且,我爱上了狄丽娜尔……
你们维吾尔人的谚语说:“夸奖自己是头号傻瓜,夸奖自己的老婆是二号苕料子。”好吧,我本来就傻哟。我还是要说说狄丽娜尔。在伊犁河边,谁没有听到过狄丽娜尔唱歌?她唱起来的时候,燕子都不再高飞,羊儿都停止了吃草。全世界再也找不到长着她那样的长眉毛和圆眼睛的姑娘。我早就注意到她了,但是,事情是从那天去伊宁市开始的。去年春天,青杏子像豆粒儿那么大的时候,那天我去伊宁市办事,我骑着自行车在公路上飞驰,突然,背后一颤,一个姑娘跳到我的自行车的货架子上,事先连个招呼都没有打。那就是她,她时而用一只手扶一下我的后背,一会儿撒开手,让我老是担心她会掉下来。于是,我心花怒放,车蹬得飞快,我记得车一直紧跟着一辆解放牌大汽车飞跑。到了伊宁市,背后突然又是一震,等我回过头来,她已经消失在西沙河子的白杨林里。真是精灵一样的姑娘!
……为了她,我一夜又一夜地拉着手风琴。为了她,我挖掉了年年可以获利的伊犁特产紫皮大蒜,在房前种了那么多鲜红的玫瑰。有一天她和她的女伴们中午休息的时候到伊犁河岸去玩,我也追了过去,当着她的面,我突然一个猛子扎到流势十分凶猛的伊犁河里,她吓得大叫起来。一分钟以后,我冒出来了,手里抓着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您知道她的父亲吧,四队有名的木匠,刻板的宣礼员亚森,当他知道他的女儿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气成了什么样子,我委托旁人向他解释,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等于是亲戚,我早早就割了包皮,我从小又不吃猪肉……但是,对于我的请求,他的回答是把狄丽娜尔关在房子里。狄丽娜终于跑了出来,跑到我这里。我举行了加入伊斯兰教的仪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社发给了我们结婚证。里希提书记和其他一些头面人物也找亚森大伯做了思想工作,但是亚森大伯仍然不准狄丽娜尔回家,也仍然有一些老顽固对我们侧目而视。为了我,狄丽娜尔她……
呵,这些说得太多了,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忽然,出现了一个灾星,一个戴眼镜的毒蛇,一个两条腿的狼——木拉托夫。四月初,他来到了我们家,和父亲谈苏共“二十大”的路线,谈“人和人是同志、朋友和兄弟”,谈“全民党”和“全民国家”。他和我父亲悄悄地谈了许多许多。父亲的腰杆挺起来了,眉毛挑起来了,嗓门也变大了。几十年来,父亲好像一条晒干了的咸鱼,木拉托夫的到来好像把咸鱼泡到了温水中,它膨胀了、灵活了,虽然仍是没有活鱼的灵魂。我的父亲告诉我:
“准备好,回国去。”
我问:“回什么国?”
他答:“苏联。”
我今年二十六岁了,这二十六个年头里,他差不多说遍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名字,但是从来没有提过苏联,甚至没有说起过“俄国”,没有提到过俄罗斯或者乌克兰,他的所谓回国,使我大吃一惊。您知道,我长年看水磨,很少参加政治学习。赫鲁晓夫大骂斯大林,我也是听磨面的顾客说的。但是,我的并不愚笨的头脑却可以判定一个情况,那就是说,如果苏联成了我的父亲的“国”,就不怎么像我的国。父亲心灵的冷酷正和我的心的软弱一样登峰造极。再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也不能想象离开中国,离开伊宁市的金顶寺和伊犁河岸的马兰花,更不要说离开伊犁河谷的乡亲们。至于我的妻子,她对祖国的忠诚就像十五的月亮一样圆满无缺,清澈照人。她在我们的新房里贴上了从《人民画报》上剪下来的天安门广场的图片,这大概是父亲如此厌恶自己的儿媳妇的主要原因。半年来,他没有理睬过狄丽娜尔,狄丽娜尔也不与他讲话。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对父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