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序（第1页）

如果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及其心理分析有所了解，我会将自己所有的苦恼追溯到在爱尔兰度过的悲惨童年。那段时光剥夺了我的自尊，使我时不时自哀自怜、感情麻木，变得任性、忌妒并蔑视权威；它还延缓了我的发育，使我在和异性交往时不知所措，无法在世间提升地位，成为一个几乎和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我成为一名老师并一直从事教学工作，这真是个奇迹。能在纽约的课堂上教书这么多年，我真得给自己打满分。应该为从悲惨童年中幸存下来并成为老师的人设立勋章，而我理应成为第一个受勋者。经历了一个接一个的磨难后，不管被授予多高的称号我都当之无愧。

我可以责怪他人。我那悲惨的童年并不是简单的偶然事件，而是由别人——一些黑暗力量造成的。但即便我要责怪，也会本着宽恕的态度。因此，我宽恕下列人士：教皇庇护十二世、英国人尤其是英王乔治六世、麦克罗里红衣主教（他在我的孩童时期统治着爱尔兰）、利默里克主教（他似乎认为世上的一切都罪孽深重），以及爱尔兰前任总理和总统埃蒙·德·瓦勒拉。德·瓦勒拉先生是半个西班牙人兼盖尔语的狂热支持者（恰如一道爱尔兰炖菜中的西班牙洋葱）。他下令爱尔兰的全体老师逼迫学生学习民族语言，却让我们丧失了好奇的天性；老师用木棒将幼小的我们打得遍体鳞伤，让我们遭受几个小时的痛苦，他却对此视而不见、态度冷漠。我还宽恕那位在我承认犯有手淫、从母亲的钱包里偷钱等罪行时，将我赶出忏悔室的神甫。他说我没有摆正忏悔的态度，尤其在肉体方面。尽管他击中了要害，但是，他拒绝赦免我的罪孽这一举动却使我的心灵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以至于如果我被教堂外的卡车撞扁，他得为我的死负责。我宽恕各种各样横行霸道的老师，宽恕他们抓着我的鬓角将我拖离座位，宽恕他们经常在我结结巴巴地回答天主教《教理问答》，或者不能心算937除以739时，用木棒、皮带和藤条抽打我。我的父母和其他成年人告诉我：那都是为我好。我宽恕他们那弥天的伪善。我想知道此刻他们在哪里：天堂？地狱？还是炼狱（如果它依然存在）？

我甚至可以宽恕自己。尽管回顾人生的各个阶段时，我会抱怨：真是个笨蛋！那么胆小！那么愚蠢！那么优柔寡断！犯下那么多的错误！

但是，随后我会再次审视自己的人生。我在童年和青年时期扪心自问，发现自己处在无休止的罪孽中。那是磨炼，是洗脑，是身心的调整，使我不装模作样，尤其当身处犯有种种罪孽的阶层时。

现在，我认为到了赞扬自己的时候了。我至少还有一个优点：顽强。虽然它并不像大志、才干、智慧或魅力那么迷人，但正是它帮助我度过人生的日日夜夜。

F。S。菲茨杰拉德曾经说过：美国人的人生没有第二幕。他只是活得不够长久。像我这种情况，他说错了。

我在纽约的高中任教的三十年间，只被我的学生稍稍关注过。在学校以外的世界里，我是个隐身人，不为人知。后来，我写了本关于自己童年的书，成了当今重要的爱尔兰人。我原本希望那本书能向迈考特家的子孙讲述家族历史，兴许能卖个几百本，还能应邀和读书俱乐部讨论讨论。但没想到，那本书一跃登上了畅销排行榜，还被翻译成三十种文字。我被搞懵了。这本书是我人生的第二幕。

在图书的世界里，我是一个晚熟的人，一个迟到者，一个新手。我的第一本书《安琪拉的灰烬》出版于一九九六年，那年我六十六岁。第二本书《就是这儿》在一九九九年我六十九岁时问世。那把年纪时，我竟然还能提笔，真不可思议。我的新朋友们（因为登上畅销书排行榜而结识）二十几岁就出书了。年轻人哪！

那么，是什么拖了你那么长时间？

我一直在教书，就是这个拖了我那么长时间。我不是在大学，而是先后在纽约四所公立高中任教。在大学任教，人们有充足的时间用于写作和其他娱乐消遣。（我读过描写大学教授生活的小说，文中的教授们似乎都忙于男女私情和学术暗斗，以至于你会纳闷他们哪有时间从事教学。）如果你每周工作五天、每天教五个高中班级，你就不会回家后仍能保持头脑清醒并创作不朽篇章了。一天上完五个班的课后，你满脑袋都是教室里的嘈杂声。

我从没指望《安琪拉的灰烬》能吸引任何注意力，但当它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后，我成了媒体的宠儿。我上百次地被人拍照，成为一个带有爱尔兰口音、上了年纪的新奇事物。我多次接受媒体采访，和州长、市长、艺人见面。我见到了布什总统和他当德州州长的儿子，见到了克林顿总统和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见到了格里高利·派克，见到了教皇并亲吻了他的戒指。约克公爵夫人萨拉采访过我。她说我是她见到的第一位普利策奖获得者，我说她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公爵夫人。她说：噢！还问摄像师：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吗？我被提名格莱美最佳朗读类奖，还差点见到艾尔顿·约翰。人们用不同的方式看我。他们说：噢，你写了那本书，这边请，迈考特先生；或者你喜欢什么东西吗？不管是什么。咖啡店里，一个女人眯着眼睛说：我在电视上见过你，你一定是个重要人物。你是谁？能给我签个名吗？人们听我的演讲，问我有关爱尔兰、结膜炎、饮酒、牙齿、教育、宗教、青春期焦虑症、威廉·巴特勒·叶芝、文学等方面的问题。这个夏天你在看什么书？今年你读过哪些书？话题还涉及天主教教义、写作和饥饿。我在牙医、律师、眼科医生当然还有老师的集会上演讲。我周游世界，以一个爱尔兰人、一个老师、一个各种苦难的权威、一个各地老年人（他们总想讲述自己的故事）希望的指路明灯的身份。

他们将《安琪拉的灰烬》拍成了电影。在美国，无论你写了什么，将书改编成电影总会成为人们的谈资。你编写了曼哈顿电话簿，他们都会说：那么，什么时候把它拍成电影？

如果没有写《安琪拉的灰烬》，我会在临死前祈求：再多给一年吧，上帝，一年就好了，因为写这本书是我余生中想做的事。我从没想到它会成为畅销书。我希望它能摆在书店的架子上，我藏在一旁，看着美女们翻看它并偶尔掉泪。当然，她们会买这本书，把它带回家，懒洋洋地躺在长沙发上，边抿药茶或雪利酒边阅读。她们会为所有的朋友订购这本书。

在《就是这儿》中，我描写了自己在美国的生活以及我如何成了一名老师。书出版后，我为自己草率地对待教学而深感不安。在美国，医生、律师、将军、演员、电视从业人员和政客都受到人们的崇拜和嘉奖，但老师不在此列。老师是所有职业中的楼下女佣，他们被告知使用下人进出的门或者绕行后门。人们会祝贺老师有那么多休假，用优越屈尊的口吻谈论老师，并逆着理理他们银白色的头发。哦，对了，我有一位英语老师，史密斯小姐，她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可爱的老史密斯小姐。她过去常说，如果她在四十年教学生涯中能影响一个孩子，那就不枉此生，她就能开心地离开人世。这位启发灵感的英语老师后来渐渐老去，变得满头银发，靠微薄的退休金勉强维持生活，梦想着那位她可能影响过的孩子。继续做梦吧，老师，你将不会受人歌颂。

你想象着你将走进教室，站一会儿，等着学生安静下来。在他们打开笔记本并啪啪敲钢笔时观察他们，告诉他们你的名字，把它写在黑板上，然后开始上课。

讲台上放着学校提供的英语课本。你将教拼写、词汇、语法、阅读理解、写作和文学。

你迫不及待地开始教文学，对诗歌、话剧、散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展开热烈的讨论。一百七十个学生的手在空中挥舞，他们叫着：迈考特先生，我，我，我想说两句。

你希望他们说点什么。你不希望在你努力把课上生动的同时，他们却木木地呆坐。

你将尽情徜徉于英国和美国文学长廊，与卡莱尔、马修·阿诺德、爱默生和梭罗共度时光，那该有多快活啊！你迫不及待地开始讲雪莱、济慈和拜伦，还有又老又好的沃尔特·惠特曼。班上的学生将会爱上那种浪漫主义、叛逆精神和反抗行为。你自己也将沉醉在这类作品中，因为不论是在内心深处还是在梦中，你都是个狂热的浪漫主义者。你在争议题材中找到自我。

经过楼道的校长和其他实权派将会听到，从你的教室里传出兴奋的叫喊声。透过门上的玻璃，他们将会惊讶地看到，所有人都高举着手，这些男孩和女孩，这些未来的水暖工、电工、美容师、木匠、技工、打字员和机械师的脸上都写满热切和兴奋。

你将获得各种奖项的提名：年度优秀教师奖、世纪优秀教师奖……你将被邀请到华盛顿。艾森豪威尔将和你握手。报纸将问你这个小小的老师对教育的看法。这将是个大新闻——一个老师被问及对教育的看法。天哪！你将上电视。

电视。

想象一下：一个上了电视的老师！

他们将让你飞到好莱坞，在那儿，你将主演有关自己人生的电影：卑微的出身，悲惨的童年，和教会的矛盾（你曾勇敢地挑战教会），孤独地待在角落里，就着烛光阅读乔叟、莎士比亚、奥斯丁、狄更斯的作品。角落里的你眨着可怜的病眼勇敢地啃书，直到母亲把蜡烛拿走，告诉你如果再不停下，你的两只眼睛就会从脑袋上掉下来。你恳求母亲把蜡烛还给你，《董贝父子》只剩一百页就看完了，但母亲说：不，我不想在带着你逛利默里克时，人们问起你怎么瞎了，而一年前你还和他们中最棒的几个一起踢球。

你对母亲说：好吧。因为你知道这么一首歌：

母爱是一种赐福，无论你浪迹何方，趁她健在好好珍惜，不然将是思念的惆怅。

另外，你永远不会跟电影里的母亲顶嘴。这一角色由年长的爱尔兰女演员萨拉·奥尔古德或尤纳·奥康纳扮演，她们言语刻薄，满脸沧桑。你母亲也有很痛苦的眼神，但是你从未在黑白或彩色的大银幕上见过。

你父亲本可以由克拉克·盖博扮演，只是一来他可能学不会你父亲那北爱尔兰口音，二来这会是继《飘》之后的可怕退步。你记得《飘》曾在爱尔兰被禁，据说是因为白瑞德抱着妻子郝思嘉上楼并上了床，这让都柏林的电影审查官们心烦意乱，促使他们全面禁止这部电影上映。不，你需要其他人来扮演你父亲，因为爱尔兰的审查官们明察秋毫，而且如果在你的家乡利默里克和爱尔兰其他地方，人们看不到这部关于你的悲惨童年以及日后你作为老师和电影明星大放异彩的电影，你该多失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