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雪点点头。
“咦,那为什么昂纳克要特别倒霉?他也是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子了,处罚他有什么意义?”卡斯纳振振有辞。
费雪好脾气的,慢吞吞地说:
“先生,您看他现在是个可怜的糟老头,可您想想,如果两年前的柏林围墙没被翻倒的话,这糟老头到今天可还神气活现地压制着我们呢!您说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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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往车子走去。六度的气温,把人的手脚都冻僵了。
“人民军解散了,您现在做什么?从前部队里的同僚都到哪去了?”
“我本来就是搞汽车修护的,九○年以后,到西德宾士厂去实习了一年,今年回到自己家乡,自己开了个小小的修护厂,其他人嘛——”
费雪想了一会,在车门边站住,“失业的很多,五十来岁的人了嘛,从头来起,辛苦是当然啦!”
费雪打开车门,车里头露出一张盈盈笑脸,原来费雪太大一直坐在车里等着。
“费雪太大,”卡斯纳弯下身往车里说,“您觉得统一怎么样啊——我这位中国朋友想知道……”
费雪太大有一张富态的圆脸,化妆得很匀整。她倾过身子,愉快地对车外大声地说:“简直就太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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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车子慢慢驶上公路,轮胎经过从前安置电动铁门的轨迹,车身还跳动了一下。
空口袋街
从“边境”过来,一路都是建筑工程。修路的修路,补桥的补桥。中断了四十年的火车铁轨重新接上,生了锈的换上发亮的新铁;荒烟蔓草淹没了的老径铺上又浓又黑的柏油。残破不堪的工厂挂出了即将动工的招牌,废弃颓倒的老屋围上了层层叠叠的鹰架,整修蓝图醒目地悬在屋前。
这条往小冷镇的路线,“我闭着眼睛都能走。”卡斯纳说。这是他三十年来每年一度的返乡路程。
“右边那栋大楼,你看,本来是公安警察的办公大楼。”
车子经过这灰色大楼的正面,我瞥见正门上一个崭新的铜牌:“德意志银行。”
就是这个银行的总裁,两年前让极左的赤军给谋杀了,作为抗议社会主义破产的挑衅手势。
那个铜牌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光。
公路边有个个体户小摊,卖烤香肠和面包。
五十多岁的老板娘满面笑容地招呼着停下车来的客人。面包是冷的,香肠可是烫的,还在大树下那个炭火架上吱吱作响,肉香像一缕青烟,在空气里游走。
“统一呀?”老板娘在我的纸盘上挤出一点黄色的芥茉,“当然好哇!不但行动自由,讲话也放心了。从前见人只说二分话,知人知面不知心,现在不怕了。”
趁着没有客人的空档,她抹抹手,走过来和我们在板凳上坐下。
“报仇没什么意思,我说,”她摇摇头,“昂纳克受的痛苦也已经够了,让他去吧!何必呢!我们要向前看。”
“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一头白发的老板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们身后,手里挥舞着烤香肠的火钳,“咱们该让昂纳克住在一个一房一厅的小公寓里头,就和咱小老百姓一样;每个月给他几百块钱退休金过活,让他每花一块钱都要烦恼半天,就跟咱小老百姓一样。我说这才是最公平的惩罚,怎么样?”
“哎呀——”老板娘笑着说,“四十年的烂摊子,也不尽是他一个人搞的……”
老板娘斜睨着男人的样子,很有女性的妩媚。
“女人的处境有什么不同吗?”我问。
她偏头思索了一会,边说边想地说:“没啥不同,女人永远是输家。您看嘛,在东德时代,几乎所有的妇女都外出全天工作,但是男人可并不分担家事,女人就是头牛,得作双份工。现在嘛,您只要看看新的领导阶层,从省政府、市政府、到乡镇公所,哪有几个女人?反正,作决定的全是男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一样!”
老板已经回到炭火边,用火钳敲着烤架大声说:“你们别信她的!在我家,只有听她的份,她是我的领导!”
路的尽头,有一片萧瑟的山林,叶子落尽,山空了,没入天的灰色。山脚下,有一撮村落。
小冷到了。
是个冷冷的小镇,一万八千个人口,四百年前,有个叫马丁路德的人曾在这儿住过,躲避教廷对他的迫害。
一进入市街,就觉得空气坏透了,一股冲鼻的煤烟味。家家户户的烟囱吐着长长的白雾,笼罩着深秋铁灰的天空。家家户户院子里都堆着黑漆漆、脏兮兮的煤。
人行道上也散着煤屑。泥土、煤屑、湿烂的腐叶,挟着雨水,把街道弄得泥泞。
我穿着高统皮靴。东来之前,我就知道一个定律:一个国家开发的程度,可以由它街道上的泥泞量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