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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第1页)

笔墨良心

常有编辑来约稿,说我们办了个什么刊物,我们开了个什么专栏,我们搞了个什么征文,我们想请你写篇小说,写篇散文,写个剧本,写个短评要不就写点随感……我说写不了。编辑说您真谦虚。我说我心里没有,真是写不出。编辑说哪能呢?这一下刺激了我的虚荣心或曰价值感,今生唯作文一技所长,充着作家的名说着“写不出”,往后的面目和生计都难撑持。我于是改口说,至少我现在没想好,我不敢就答应您。编辑已不理会,认定我是谦虚不再跟我费口舌,埋头宣布要求了:最好多少字,最好在几日之内交稿,最好……那时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小掌柜,开着一爿货源不足的杂货铺或者项目太少的综合加工点,心中无比的歉疚和惶恐,结果常常我就糊里糊涂地答应了人家的订货,然后自作自受发愁着到底给人家写一篇什么?

发愁着走出家门。小掌柜发愁着走出家门,寻思说不定运气好弄来一点俏货。

走在街上,沸沸扬扬到处都是叫卖声。摊煎饼的、烤羊肉串的卖衣服的、修皮鞋的,兢兢业业地工作心安理得地挣钱。心里羡慕——当然这必定是虚伪。

我认识一个开饭馆的小伙子,读书无能但是赚钱有方,他敢把二两炸酱面卖到一块六,然而此饭馆地处游人如潮地带,吃的人却也不少,吃的人都骂老板没了良心。小伙子见了我常问:“大哥,这两天又写什么呢”?我支唔过去,小伙子掏烟,我也掏烟,小伙子看也不看就把我的烟推回去把他的烟递过来,他自信他的烟必定比我的好,他的自信从未遭受挫折。我自然要客气几句,恭喜他发财并自嘲着寒酸。不料小伙子也说我谦虚:“您真谦虚,谁不知道作家有钱呀?”我说:“时代不同了,我们这一行比不得你们这一行了。”小伙子问:“写一篇文章多少钱?”“一万字三百块吧。”“哎哟喂,可真不多。”“你呢?”小伙子沉默一会,眨巴着眼睛可能是在心里计算,一支烟罢坦然笑道:“可您别忘了您卖的是笔墨,咱卖的是良心。”我听得发愣。小伙子拍拍我的肩膀:“怎么着大哥,凭您这脑袋瓜儿您不应该不明白呀?人家管你叫作家。管咱叫什么?倒儿爷,奸商。您舍了钱买名声,我是舍了名声买钱。”

没有生活

很久很久以前并且忘记了是在哪儿,在我开始梦想写小说的时候我就听见有人说过:“作家应该经常到生活中去。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是得有生活。没有生活是写不出好作品的。”那时我年少幼稚不大听得懂这句话,心想可有人不是在生活中吗?“没有生活”是不是说没有出生或者已经谢世?那样的话当然是没法儿写作,可这还用说么?然而很多年过去了,这句近乎金科玉律的话我还是不大听得懂,到底什么叫“没有生活”?“没有生活”到底是指什么?

也许是,有些生活叫生活或叫“有生活”,有些生活不叫生活或者叫“没有生活”?如果是这样,如果生活已经划分成两类,那么当不当得成作家和写不写得出好作品,不是就跟出身一样全凭运气了么?要是你的生活恰恰属于“没有生活”的一类,那你就死了写作这条心吧。不是么?总归得有人生活在“没有生活”之中呀?否则怎样证实那条金科玉律的前提呢?

为了挽救那条金科玉律不至与宿命论等同,必得为生活在“没有生活”中而又想从事写作的人找个出路。(生活在“没有生活”中的人想写作,这已经滑稽,本身已构成对那金科玉律的不恭。先顾不得了。)唯一的办法是指引他们到“有生活”的生活中去。然后只要到了那地方,当作家就比较地容易了,就像运输总归比勘探容易一样,到了那儿把煤把矿砂或者把好作品一筐一车地运回来就行了。但关键是,“有生活”的生活在哪儿?就是说在作家和作品产生之前,必要先判断出“有生活”所在之方位。正如在采掘队或运输队进军之前,必要有勘探队的指引。真正的麻烦来了:由谁来判断它的方位?由作家吗?显然不合逻辑——在“有生活”所在之方位尚未确认之前,哪儿来的作家?那么,由非作家?却又缺乏说服力——在作家和作品出现之前,根据什么来判断“有生活”所在之方位呢?而且这时候胡说白道极易盛行,公说在东,婆说在西,小叔子说在南,大姑子说在北,可叫儿媳妇听谁的?要是没有一条经过验证的根据,那岂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寻找所谓“有生活”么?岂不就等于说,任何生活都可能是“有生活”也都可能是“没有生活”么?但这是那条金科玉律万难忍受的屈辱。光景看来挺绝望。万般无奈也许好吧就先退一步:就让第一批作家和作品在未经划分“有生活”和“没有生活”的生活中自行产生吧,暂时忍受一下生活等于生活的屈辱,待第一批作家和作品出现之后就好办了就有理由划分“有生活”和“没有生活”的区域。可这岂止是危险这是覆巢之祸啊!这一步退让必使以后的作家找到不甘就范的理由,跟着非导致那条金科玉律的全线崩溃而不可——此中逻辑毫不艰涩。

也许是我理解错了,那条金科玉律不过是想说:麻木地终日无所用心地活着,虽然活过了但不能说其生活过了,虽然有生命但是不能说是“有生活”。倘若这样我以为就不如把话说得更明确一点:无所用心地生活即所谓“没有生活”。真若是这个意思我就终于听懂。真若是这样我们就不必为了写作而挑剔生活了,各种各样的生活都可能是“有生活”也都可能是“没有生活”。所有的人就都平等了,当作家就不是一种侥幸、不是一份特权、自己去勘探也不必麻烦别人了。

我希望,“有生活”也并不是专指猎奇。

任何生活中都包含着深意和深情。任何生活中都埋藏着好作品。任何时间和地点。都可能出现好作家。但愿我这理解是对的否则我就仍然不能听懂那条金科玉律,不能听懂这为什么不是一句废话。

一九九三年

也说散文热

正在出现着或者已经出现了,散文热。原因势必很多。我想到了两个。

一是因为散文的形式利于内省。正如歌中唱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因而人们要看一看“里面的世界”即内心世界了。无论精彩,还是无奈,原来都依赖着这个里面的世界。这里面的世界存在着什么,发生着什么,终于成为一件值得更为关注的事,散文便时来运转被发现是游历于内心世界的一驾好车马。

二是因为,一个散字,不仅宣布了它的自由,还保障着它的平易近人。它不像诗歌凭靠奇诡的天赋,又不像小说需要繁杂的技巧,它所倚重的是真切的情思。散文,其实是怎么写都行,写什么都行,谁都能写的,越是稚拙朴素越是见其真情和灼见。在散文中,是最难于卖弄主义的;好比理论家见亲娘,总也不至于还要论证其是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大家说些久已想说的真话就完了。主义越少的地方,绝不是越寂寞的地方,肯定是越自由的地方。

还有,散文正以其内省的倾向和自由的天性侵犯着小说,二者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了。这是件好事。既不必保护散文的贞操,也用不着捍卫小说的领土完整,因为放浪的野合或痛苦地被侵犯之后,美丽而强健的杂种就要诞生了。这杂种势必要胜过它的父母。

一九九三年

随笔三则

一、女人

我在读一位女作家的散文时,曾写下过一段感想:尤其今天,要经常听听女人的声音,因为,这个世界被男性的思考和命令弄得很有些颠三倒四不知所归了。

我从小到大总相信真理在女人一边。不是以为,是相信。这信心,可能是因为母亲,也可能是因为爱情。无论因为母亲还是因为爱情,终归都是因为艺术。女人的心绪、情怀、和魂牵梦萦的眺望,本身就是艺术之所在。比如,一个孩子落生时,一个疲惫的男人回家时,这时候,艺术的来路和归途尤其见得清楚。

我想,这不是以男人为坐标来看艺术,这是在雄心勃勃的人类忽然坠入迷茫的图景中发现了艺术。

因而与女人相反的倒也不是男人,我说的是男性,是勃勃雄心之中对自然和家园的淡忘。我有时想起贾宝玉,很赞成他的悲哀,即对女人也会男性化的悲哀,其实呢,那是实际功利驱逐了美丽梦想时的悲哀,是呆板的规则泯灭痴心狂想时的悲哀。

二、强人

常常听人说起“女强人”,而且语气中透露着贬斥。“女人”原是个美好的字眼(男人和女人都会这样认为),何以中间加一个强字竟变得不受欢迎呢?难道纤柔的女人更强健些不好么?脆弱的女人更坚强些不好么?慈爱的女人们(或者女人们的慈爱)更强大些不好么?以及女人们的痴情更强烈些难道有什么不好么?

说真话,我也不喜欢“女强人”,甚至这三个字的形象和发音也让我感到冰冷与失望。

因而我想,那个“强”字绝不是指示着强健、坚强。强大或者强烈。而是暗示着“强”字另一方面的作用——强迫、强暴、强行、强制、强词夺理、强加于人等等。那是指女性的“强人”,强人者,强盗也,“只听一声唿哨,林中跳出一伙强人挡住去路”。不过,强盗的行径并非只限于夺人财物和性命,夺人自由、夺人意志、夺权夺利夺名者也是,或者更是。但这类的“夺”大多不加一声唿哨,进行得隐蔽,理所当然甚至堂而皇之地便告完成。所以如此,因为这类的“夺”常扮一副“给”的假象,比如越俎代庖,比如包办代替,比如以一个大脑的辛劳令所有的思想都放假,貌似替人受累,实则夺人自由和意志。识别“给”与“夺”的办法,是看有没有一个“强”字在里头,强给和强夺其实毫无二致。但是被强夺者可以去官府鸣冤,被强给者却有苦难言。但有苦难言之后,便有“女强人”一词被创造出来,稍泄被夺之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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