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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里回来的人（第1页）

家里经常进城的人是斯马胡力。在冬库尔安定下来后的第二个礼拜，他又出了一趟远门。这次去阿勒泰市。别看他才二十岁，可患有一种关节病（具体什么病，没人能给我解释得清），整天嚷嚷着这里疼那里疼（打架的时候除外）。为此，他长期服用一种药粉，是阿勒泰市的哈萨克医院配制的，每天吃饭时，用奶茶调和了吞服。因此，在缺少牛奶的春日里，哪怕我们大家都只喝黑茶，也要省出牛奶来让他一个人喝奶茶。

这种治疗，一个疗程约两个月，因此他一年得去好几次阿勒泰市。每次去都必定做两件事：一、复诊；二、照相。而且每次拍照都去同一个地方（广场），取同样的背景（塑像和花坛），姿势也一模一样（一手叉腰，一手扶塑像）。我估计拍照的老板也是同一个人。

此外，斯马胡力还患有严重的鼻炎，整天鼻子呼呼啦啦，说话齆声齆气，从没见他鼻子清清醒醒地通透过一天。因此这次出发前，我嘱咐他要重视这个毛病，什么都可以不买，治鼻子的药不能忘了。他倒是答应得好好的，结果药没买，买了好贵的T恤、裤子、外套和皮鞋。只见照片上的人从头新到脚，站在城市广场的花丛间，光鲜簇新，严肃而自得。

几乎后来所有日子里的空闲时分，我们都会摸出那几张照片反复欣赏，不断找出之前没注意到的细节——T恤领口有点儿歪啊，耳朵边竖起了一簇头发啊，画面一角有一个过路人的脚尖没有切掉啊……研究个没完。照片上的广场铺着明亮的方砖，干净整齐。花坛里鲜花重重叠叠，鲜明艳丽。这一切令大家赞叹不已，都说：城市真好啊！无限神往之。

除了为自己从头到脚置办一新，这次斯马胡力还给我和卡西各买了一顶白色的遮阳帽，给卡西买了花里胡哨的新鞋子，还买了两盒磁带。又想起不久前卡西在强蓬家也借过磁带，我便问道：“咱家又没录音机，干吗买磁带？”

家里太阳能蓄电池上倒是自带了一个放音机，却是坏的，老绞磁带，但大家一直怀着能修好的信心。每逢家里来了客人，也不管对方懂不懂，斯马胡力都会诚恳地请他帮忙修理。于是，客人也不管自己会不会修，稀里哗啦拆得满地零件，再逐一拧回原位，然后通电，按动开关。没动静，客人就说：“不行了，还是买新的吧。”

我和卡西得到的帽子图案不同，卡西选择了有红色英文字母的，我的是蓝色海豚图案。戴了没两天，她非要和我交换，用汉语说：“你的！不是！我的。我的！不是！你的……”妈妈大笑，怪声怪气地模仿这两句话，令卡西很生气。她的意思是：“你的太大不合适你，我的太小不适合我……”

于是我和她换了过来。

又过了几天，一天吃早茶时她把我和她的帽子并排放在一起端详良久，又要求换回来。我没意见。

她天天放羊，摸爬滚打，帽子很快脏了，于是又瞅上了我这顶干净的。这回的说法是：“那个本来就是我的嘛！”

几天后，干净帽子也戴脏了，而我那顶脏的已经洗得干干净净。她便自个儿换了回来，这回根本没有理由。

我干脆把两顶帽子都让给了她。

这方面斯马胡力同样优柔寡断。他的灰帽子和马吾列的白帽子是同样的款式，就互换着戴了一下。在场所有人都说白帽子好看，于是他就霸住白帽子不还，非要马吾列让给他。等马吾列走后，大家又告诉他其实白帽子不如原来的好。他立刻后悔，发誓下次遇到马吾列时一定要换回来。唉，没主见的家伙，不负责的瞎出主意者。

帽子的事是题外话。我想说的是，从城里回来的人，总能给家人带来巨大的希望和乐趣。

别说阿勒泰了，就是富蕴县也是极其遥远的所在啊。去一趟县城，大费周章。往往天不亮就得从冬库尔出发，先骑马去东南面的汤拜其水库。运气好的话，当天就能搭乘从那里路过的拉矿石的重型卡车去往喀吾图镇。到了镇上再换乘私人运营的小车进城。那种小车，人满了才出发，如果中午时分能赶到喀吾图还有些许希望，若是到了下午，就很难凑够一车人了，非得就地住一夜，第二天再等车。到了富蕴县，若还要去阿勒泰，往下还有两百多公里。加之山路简陋，一路上全是“搓衣板”。等到了地方，人被颠得胳膊是胳膊，腿是腿，只能一截一截地分作好几次爬下车。太辛苦了。

在冬库尔，我只进过一次城。折腾一趟回来，好几天才缓过劲儿。

我进城除了处理自己的那点儿事，还得负责全家人一个月的蔬菜采办，还要给阿娜尔罕捎送各种沉重的奶制品，还要为家人选购礼物及一些生活用品。此外，进城的消息一散布出去，邻居们就纷纷上门拜访，要求我帮忙捎这捎那的。捎带的内容千奇百怪，什么腰包啊（放羊还挎什么腰包），铝茶壶啊，避孕套啊，苍蝇拍啊……

他们拜托我的时候都极认真地说：“我和你的妈妈是好朋友！”——说的是我自己的妈妈，她曾在山里生活多年，又开杂货店又当裁缝又织毛衣又弹羊毛的，鼎鼎有名。于是，等捎回了东西，自然不好意思收钱。只能怨我妈太能交朋友了。

在我出发前，卡西抽空给阿娜尔罕写了一封信，满满当当两大页。哪来那么多话可说呢？姐妹俩才分开一个多礼拜……卡西把信纸反复折叠，一直折到火柴盒大小。又从本子上另撕一页纸把这个火柴盒仔仔细细包了起来，算作信封。信封上还用歪七扭八的绿豆大的汉字写了阿娜尔罕的名字，后面又署了自己的名字，也是汉字，相当正式。为什么非要署汉字的名字呢？大约因为户口本和身份证上的名字用的就是汉字，用汉字强调姓名显得更郑重些。要不就因为送信的人是汉族，为了表达对她跑一趟腿的尊重。

我在深山小道上散步，有时会迎面遇到不相识的牧人。在互相问候并自我介绍后，对方还会再掏出身份证给我看一下，让我知道他的名字写成汉字是什么样的。

又说岔了……总之我进城了。至于如何长途跋涉，如何站在尘土飞扬的土路边长时间焦急等车，如何像打仗一样在最短的时间里采购齐全所有物品……这些都没啥可说的。进了城，最渴望的事情反而是赶紧回家，好把买到的东西一一分给大家，并且想象到他们那时会有的惊喜，忍不住提前得意了一把。

此外，作为从山里来的人，进城最大的感受是：满街上的漂亮姑娘真多！

而自己却是那么粗陋、焦灼、不合时宜……

回去的路上，因为一时没有去汤拜其的车，不得不在喀吾图歇了一夜。好不容易到了汤拜其，又发愁怎么和斯马胡力联系。若他不来接我，我自个儿可找不到回家的路啊。正在一家山野小店托人传话呢（哪怕与我家背道而驰的行人，一路上也会逢人就勒马，把消息迅速准确地传递出去。得知消息后，哪怕并不路过冬库尔的人，也会绕道前去通知。这种主动帮忙传递信息的义务行为被外人称为哈萨克牧人的“土电话”，相当及时有效），这时，一转身就看到斯马胡力那小子，正笑眯眯地牵着马站在那里。

归途中他才告诉我，他已经连续三天往汤拜其这边跑了，昨天还是和卡西一起来的，希望能第一时间接我回家。

昨天来等，还可以理解。若是我昨天搭到车的话，应该能接到。可前天也来的话……前天不是我刚离家的第二天吗？哼，这两个家伙，也不知是盼望着我呢还是盼望着礼物。整天羊也不放了，羊毛也不剪了，撂下所有活儿天天往汤拜其跑。

我们俩兴高采烈地边走边说，穿过一座又一座开满白花的山冈和一片又一片阴凉的森林。刚走出冬库尔南面的林子，就一眼看到我们石头坡上寂静而亲切的毡房和坐在门前草地上穿粉红色毛衣的扎克拜妈妈。我忍不住大喊：“妈妈！”妈妈也大喊：“李娟！”我又喊：“妈妈！”她继续大力回应：“李娟！”——就这样互相喊了半天才走到近旁。虽然这么喊来喊去也没啥意义，但就是满心欢喜，浑身鼓荡着闪闪发光的热情。

失望的是卡西这会儿不在家，还想第一时间展示送给她的新衣服呢。

紧接着又来了两个客人，聊了好长时间，喝了三四碗茶才告辞。我觉得他俩并不是特意拜访，只是为了找个方便说话的地方才进我家毡房的。之前两人在山脚下相遇，聊了几句就一起勒转马头上山，走向我家毡房。

天阴沉沉的，快要下雨了。我忍抑着巨大的热情给客人倒茶，恨不能立刻把带来的几大包东西底朝天倾撒一地，接受家人的惊叹。

好不容易等客人走了，我先把阿娜尔罕的信掏出来给斯马胡力。他仔细地念给妈妈听，念到最后，妈妈流泪了。她告诉我，阿娜尔罕很辛苦，干到很晚才下班，手受伤了都不能休息。

这封来信比卡西的去信更厚，还细心地编了页码。之前嘲笑卡西话多，原来亲人之间的话是说也说不完的。

好不容易等到卡西回来，偏又有客人路过，进毡房歇脚。当着客人的面，她有些拘谨，只是眼睛闪烁着和我问候了一声，就出去继续赶牛。直到远远看到客人走了，门口的马消失了，才跑回来和我大力握手、拥抱，并伴以各种尖叫。

我给她买了一对发夹，两副耳环，一串叮叮当当的手链，一件印有金色图案的红T恤，一条裤子，一双新鞋和一个书包。另外阿娜尔罕还托我给她捎了一支润唇膏和一个金色发箍。

眼前突然蹦出来这么多好东西，她兴奋得直搓手，简直不知该先拿起哪一样看才好。阿娜尔罕的信更是读了一遍又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