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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父母的期望为了雪山的庄严(第1页)

人们常常问我:你发表处女作是哪一年?我说,是l987年,那一年我已经三十五周岁了。人们就“啊”了一声,不再说什么,但表情里含了疑惑:早些年你干吗去了?

在写作以前,我在遥远的西藏当兵,学的是医务。我在白衣战士的那条战线上,当到了内科主治医师的位置。假如不是改了行,就当到了副主任,您现在到医院看我的门诊,就要挂三块钱一个的号1了。

一个女人,更具体地说,是一个医术很好颇有人缘的女大夫,在已过了“而立之年”的沉稳日子里,为什么要弃医从文,拿起生疏的文学之笔开始艰难的跋涉?

在许多孤寂写作的深夜,我对着苍天自问。

我不知道。

但是我感到一个苍凉而喑哑的声音,在寒冷的西部呼唤我。

你既然来到了这里,你就要让世人知道这里。

他说。带着无上的权威。

我没有办法抗拒。你可以违背一个人的意志,但是你不能违背一座雪山。

这就是昆仑山啊。我们民族最伟大的峰峦。

不管文化古籍里怎样考证,说传说中的昆仑山是现如今的什么什么山,我总认为它不是一座具体的山,而是一个象征。想想那时候,交通工具多么不便,又没有精确的地图,指南针还没有发明出来。古人绝不可能把山与山的分野搞得条块分明。他们只有对着西部广袤的隆起兴叹,在落日辉煌的余晖里,勾勒云霭中浮动着鬼斧神工的宫殿……于是他们把无数神奇的传说附丽其上,敷衍出最雄伟的想象。那里有九条尾巴的天神把守的天宫,那里有直插云霄的天稻,每一粒谷子都是鸡蛋大的玉石……

无独有偶。在印度辽阔的恒河平原上,更为优雅的神话野火般流传。赤足的人们向西眺望,看到皑皑的冰峰劈裂云霄。他们认为有超凡入圣的法力统治其上,于是说那里是佛祖居住的地方……

两大古老种族神秘的目光交会于此——这就是地球上最高耸的原野——藏北高原。

当我十六岁的时候,离开北京,穿上军装。火车不断地向西向西,到了新疆的乌鲁木齐。又换上汽车向西向西。在茫茫戈壁上奔跑了六天以后,到达南疆重镇喀什。这一次汽车不是向地面上的哪个方向行驶了,而是向“天上”爬去。又经历了六天无与伦比的颠簸,我作为藏北某部队第一批五个女兵当中的一员,到达了共和国这块最高的土地。

这块土地是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和喀喇昆仑山聚合的地方,平均高度在海拔五千米以上,它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作“阿里”。

没有人知道“阿里”是什么意思。我曾经问过博学的藏学家,也没能给一个明晰的回答,只是说这个词语可能属于一个早已消亡了的语系。于是我就沿用了一个我在阿里搜集到的民间传说:阿里的意思是“我的”。

“我的”什么呢?我的高原?我的山川?我的牦牛和我的盐巴?我的清澈的湖泊和险恶的风暴?不知道。人类的远祖用我们不懂的语言,为我们留下了一道永恒的谜。也许在先民们眼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他们都在呼喊着“我的”。

我小的时候,学习很好。语文好,数学也好。语文老师说我以后可以当个记者,数学老师则说我以后可以上清华大学,成为一个女数学家。我回到家里,很高兴地把这些话学给妈妈。没想到,她训斥我说,这都是老师逗你玩的,你不要相信别人说你如何好的话。

我挺伤心的,从此对别人的夸奖总是半信半疑。我不知这习惯到底好不好,但它使我在荣誉面前天生地镇静起来。比如我的作文被老师批过“5+”的分数,但是小小的我丝毫不骄傲,因为我知道那是她逗我玩的。

我小学毕业后考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据说是很难考的,录取率只有几百分之一,而且女生录取得很少,只及总数的四分之一。在我这个年纪的北京人,都会记得当时每年一度的北京外语学校招生,是怎样地惊动京城。

我考上了,妈妈难得地高兴了一回。但是我已经养成了宠辱不惊的脾气,并没有特别地兴奋。

在外语学校读书的时候,我的成绩依然很好。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张当时的成绩单,所有的科目平时都是5分,期末考试都是“优”。我后来在军队院校军医专业学习的时候,每次考试也都是第一。由于一贯的优异,使我在内心深处看不起在校学习这件事。你想啊,上边有老师喋喋不休在讲,周围有同学可研讨,你什么事都没有,一门心思学那点前人遗下的知识,你要是还学不好,不是太说不过去了吗?

我在外语学校最大的收获,是见了一个比较大的世面,读了不少的书。退回去三十多年,许多社会名流的孩子已经在“反帝反修”的同时,孜孜不倦地开始学习外语。我们这所学校干部子女的密集程度,大概超过了京城的任何一所学校。我的父亲是军队的一位正师级干部,但相比之下,我只能算作平民子弟。由于我优异的学习成绩,使我保持了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态度。我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到真正的“贵族”气派,看到它的华贵,也看到它的羸弱。

读了许多课外书,则得益于“文化大革命”的停课。我们学校里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平日里我们是没有机会读小说的。功课压得非常紧,老师原本要求我们夜里说梦话都用外语的。现在一停课,大松心了,快活无比。只是图书馆里的书可不是无偿看的,看一本,要写出一篇批判文章。

刚开始大伙觉得这个交易做得来,不就是看完之后胡乱照着报纸抄点革命词语就能交差了吗?于是大家都去借,并相约看完了自己的那本以后,彼此交换。这样各人写一篇批判稿,就可以看几本好小说,不是太合算了吗?

但实践的结果并不美妙。很多人书看了,但批判稿久久写不出来,时间长了,就失去了继续借书的资格。我也不愿意写大批判文章,你想啊,都是世界名著,看的时候,对大师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书皮一合上,就要批判他们,这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情!但管图书馆的小个子老师很严厉,交不了稿,你就不要想从她的手里再借出一张纸。为了阅读大师们的作品,我只有硬起头皮来批判大师们。

道理虽说明白了,但写的时候,心痛如绞。我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比如看完《复活》,我就在纸上写:以下部分暴露出列夫·托尔斯泰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倾向……然后我开始大段地抄录老托尔斯泰的原文,抄得很仔细,连一个标点都不错过……

还书的时候心情好忐忑,生怕小个子老师看出什么。没想到,她连连表扬我的认真,原来她是只看标题,看字迹是否整齐,看篇幅的长短,并不在意你写的是什么。

只有我一个人坚持借书写批判稿了,同屋的同学开始央求我,要我看完了书暂不要还,让大家都传着看一看。我当然不能拒绝,只是有的人看得很慢,已经过了好多天了,你问她看完了没有,她还说没完。知道书看到半截被人夺走的苦处,我不好意思催,只得耐心地等。但看惯了书的人,就像大烟瘾,是很难忍得住的。我就在下次借书的时候想办法——连借带偷。图书馆的小老师对我已是十分地信任了,每次我来借书,她不跟着,让我自己在书架里挑。

我们的图书馆是一座建立于本世纪初2的西式楼房,窗户很高很小,像旧时的教堂。加上书架遮挡了大部分的阳光,走道幽暗深邃。这真是一个作案的好场所。我在书架里转啊转,看到一本好书,就夹在胳肢窝的衣服里……这样几圈下来,双臂就像机械的木偶,动也不敢动了。最后僵硬地走到老师跟前,只把手里抱着的书登记。

这样我看好几本书,只需写一本书的大批判稿,不但减轻了手的负担,加快了看书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减轻了心灵的负担。

但还书的时候,气氛挺吓人的。借的时候,只图一时快活,完全忘记是从哪个犄角旮旯掏出来的书,可还的时候一定要归位。小老师是很认真的,一旦她发现大量的图书放错了地方,怀疑到我身上,我的秘密书库就会被彻底摧毁了,损失不堪设想。我谨慎地控制着偷书的数量,严格地完璧归赵。每次还书时候,都恐惧万分。身上夹带着好几本书,像个沉重的孕妇,还要等着小老师验收批判文章,心中狂跳不止。待老师那里过了关,急急钻进书架的峡谷,拼命回想上次取书的位置,冷汗涔涔。好不容易放了回去,刚轻松了一秒钟,又贪婪地开始了新一轮的夹带……

同学们坐享其成,却全然不体谅我的苦衷,轮到我要还书了,她们就耍赖,说还没看完呢。我说,那你们也得给我一个时间,你们不能老这么耽误我呀。她们就说,要不这样吧,书你现在就可以拿走,但是你得把书中的故事讲给我们听。

于是,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年代,在北京城内一所古老的校舍里,每逢夜深人静,在一间住着八个女孩的房间里,就会传出娓娓的话语,中外文学大师的智慧,像月光清冷地笼罩着我们,伴我们走进悠远的梦乡。

为了给同学们讲得不露破绽,我读原著的时候就格外地认真。几十年过去了,我的一位现已在美国定居的朋友,说她至今记着我给她讲过的《笑面人》,而且拒绝看雨果的原著。她说,毕淑敏在那个夏夜所讲的《笑面人》是世界上最好的《笑面人》,我从来没有听过比这再好的故事了。

我对这个评价淡然一笑。我知道,这是她在怀念自己的少年时代。

我从北京来到西藏的阿里当兵,严酷的自然环境将我震撼。所有的日子都充满严寒,绿色已成为遥远而模糊的记忆。

吃的是脱水菜,像纸片一样干燥的洋葱皮,在雪水的浸泡下,膨胀成赭色的浆团。炒或熬以后,一种辛辣而令人懊恼的气味充斥军营。即使在日历上最炎热的夏季,你也绝不可以脱下棉衣,否则夜里所有的关节就会嘎嘎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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