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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世界的王气（第1页）

民国世界的王畿在长江流域，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时建都南京，其后北伐亦到了长江流域才得平正，又仍建都南京。又其后日本军入侵时，亦对此地的人比对华北的对珠江流域的更奈何不得。

王畿是王气所钟之地，文明凝祥的华夏核心，而王气则遍在于华夏的天下文明，遍在于民国世界四民的仍是王者之民。孟子说：“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嗥嗥如也”，在上海等码头虽可见西洋的日本的强国之民，中国人对他们却能犯而不校，随和而没有一点肯迁就。中国人是因没有过阶级的征服与割裂，所以有人世的威严，比强力更大的天道不回，有人世的可以行于无碍，比骄傲更大的自得其乐。

民国世界仍是士农工商四等人。士从五四运动成了新的知识分子，但亦仍是天下士，五四时代的青年只想做诗人，因诗人是不为职业的。也希望能当大学教授，因教授的高尚不可拿它来与职业联想。也愿将来做个发明家，因为科学亦如诗心的清洁。他们真是清洁到连没有野心，从不去想自己要做大总统或公司的经理，因为觉得大总统不过是公仆，而经理不过是庶务。他们忧国忧民，但是不肯把一天的日子过得潦潦草草，他们是要有现世风光的美，如陶潜诗：“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后来他们又变得喜欢谈政治，亦仍是这胸襟。他们对于赴行政考试做公务员仍不热心，而是谈的革命。外国的革命由阶级来谈，若是小资产阶级谈革命，亦必以中小企业为主，没有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个注目的团体，其次是日本，但在外国则都没有这样。也有人很痛心，怪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何不像外国的列身到社会组织里，各勤一业，殊不知中国之士向来是志在天下。

士是生于中国文明的政治，所谓士志于道，即是志于治道。中国政治有治术，有治道，向来是治术在民间，惟治道在朝廷，故为政可以简静。周制的王官，许多是民官，不可以为大夫，大夫必以士，若加以分别，则大夫才是官，而民官则是吏，后世秦汉以来仍一直保持这官与胥吏的界限，官必须是士出身。现在民国亦许多事情仍是民间自理，新的知识分子并非小资产阶级或所谓受过教育的人，虽然以代表的资格参政，但他们要管的仍是治道，不为作胥吏，更不为从事职业谋生活。

政治原来除了技术，必定还有它的意味，西洋政治假使没有基督教精神，一切就会变得要不认识了，中国的有治道亦如此。但西洋的宗教与技术分离，中国的治道与治术则可以是一个礼乐政治。中华民国的新的礼乐政治，还是要靠五四时代出来的新知识分子，而孙中山先生改组的国民党即以他们为干部，比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乃更有一代的新运了。

士之次是农，中国历史上亦原是农对政治起的作用比工商更大。西洋的农民有一种特殊气质，现在转化为农场工人，亦是从社会生活的一个角隅搬到另一个角隅，中国则过去乡村的教育与医药与机械工事的普遍程度为同代西洋所不及，风气并不闭塞，农民与一代的人皆是侪辈，所以能民间起兵，并且从他们当中出来帝王。

中国是连地主亦有他的好处。陈同甫上宋高宗策，说王安石把民间富室都弄穷了，又把天下的财力集中于帝京，以致民无余财，地无重镇，以应非常之变。中国的富室是民间财富的蓄水池，而无论城市殷户或乡村地主，多是省吃俭用，因有中国传统的做人家道理，总不到得西洋人那样的穷汉也索性把钱都喝酒喝光，富人也陶醉于兽性的狂欢，奢侈起来会无底止。中国的财富有一种文静。而且他们亦不像西洋的把余财都投资于产业，逢到政治的或产业的大危机便动弹不得，却是总有余裕可以应变，所以从来国家用兵与民间起义皆得其力，而历次大乱之后随即又能承平富庶，亦是靠此。

过去西汉末年民间起兵，那刘秀便是地主，东晋与南宋抗异族的大河南北豪杰亦多是地主，隋末瓦岗寨的英雄以单雄信为座主，《水浒传》里梁山泊好汉以晁盖为座主，单雄信与晁盖都是地主。清末民间起兵反抗太平天国，那湘军亦是多得地主的资助。过去西洋的领主，日本的诸侯，能弄兵不足为奇，中国的则是单纯的地主，并没有政权的，却竟能为天下起义。还有几次是地主虽不参加，但民间既已起兵了，亦仍问他们要谷要钱，才成得事。民国以来，如对日本的八年抗战，民间的生活仍能过得相当舒齐，中国的乡村地主与城市富室对民间经济的盈虚自在，生机流行，亦是有功的。

中国的农民平时让地主也不过让三分，不到得冤沉海底，农民发难是天下事而不只是农村的事，他们是要会会天下的英雄好汉，不为找地主报仇，而历次关于土地改革，如北魏及隋行均田，皆由朝廷来施行，又如此次解放后，农民要等上头来发动分地，便因中国实在没有阶级的仇恨，也没有西洋那样的土地问题。

民国初年没有大规模的农民造反，是因军阀割据内战，他们多去当兵了。这与五代时藩镇的兵是黄巢的余众，明末的农民在李自成张献忠与四镇兵之间随意跑来跑去，清末的农民可以从太平军与捻乱转变为湘军与淮军，皆是中国农民的不甘于只做一个阶级，而要与天下人在一起。所以共产党当初强调土地国有与农民的阶级，倒反使农民感觉寂寞，而后来是说为抗战与解放，农民爱他的这气魄，而且减租分地亦说是只照孙中山先生当年说过的，很平正明理，所以才去做了解放军的。孙先生当年，也不是农民协会有什么作用，而是以国民革命军来吸收农民，他是晓得以英雄豪杰待农民。

中国的工人亦和农民一样不作阶级斗争，因为凡是中国人皆有一种达观，常说钱是要人赚的，亦要人会得用，又说钱财不过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西洋人孜孜为利是为上帝服务，何等正经，而中国人说赚钱则不过是骗骗而已，你问他：“宝号的生意很得法？”他答：“好说好说，也不过是骗骗嘴巴，骗骗日子。”这样的谦逊而洒脱，把郑重的事亦只当是小小的调皮。这样，便连阶级的利害也认真不起来。

中国的资本家没有增积资本的神圣观念，却是只要生意好，就待工人也慷慨。逢到大事情，则尤其看得开，比方抗战当年上海的厂主店主，觉得沦陷时期还讲什么，就让工资提高吧，而抗战胜利了，则又是大家的喜事，让工人也得点好处吧，如此就又提高工资，中国在战时及战后工资之高在比例上是世界第一。又如地主，见佃农不缴抗战时期的租也就罢了，若在西洋人，至少事后也要追缴的，为了权利义务的神圣观念，这也可以说是现代产业的精神未立，但中国人把雇佣关系亦依于做人的道理，实是廓清处理剩余价值的问题的基本德性。

中国的现代工人罢工远比西洋工人活泼，恰如中国农民向来敢和地主打官司，为西洋封建时代所无，但并非以阶级斗阶级，而宁是以平人斗阶级。特别是零碎的罢工比西洋多，工人只因厂主在做人的道理上说不过去就罢工，但是除了那次为五卅惨案对日本及英帝国主义者，竟没有过大罢工，因大罢工需有阶级意识，而他们是在争待遇的场合亦看各厂的情形不同，分别交涉。有时为声援他厂的工人而加入罢工，也是为打抱不平的意思多。

上海一家纱厂，经理来工房和女工搭讪，工人大家都嘘起来，唬得那经理连忙退出。他们又极恨讨好上头的人。这好像阶级的敌对意识很深，其实也只是出于侠义，因为他们是这样的思无邪。又有个女工，外面来了求爱信，她拿给工友们看，那班男女工人，就非常热心替她查询，打听得那人当小学教员，是规矩的，乡下家里也并无妻子，又找他当面谈了，把话都扣着实，然后大家帮助那女工和他结婚，个个都送礼去吃喜酒。这又好像阶级爱很深，其实都是兄弟姊妹的亲情。他们慷慨，要朋友，同乡人来上海，他们殷勤招待，使用钱财很健康，上海地方的世俗繁华在他们都成为好。连他们的工会也是帮会性格的，讲江湖义气。

战时我在汉阳鹦鹉洲，看见长江水手工会开会，在庙里大碗饮酒，大箩盛饭，好像打斋，一桌一桌从山门里直摆到山门外。他们商量职业上的利害问题三言两语就完毕，聚谈得最多的倒是三月三灯市工会也会搭台做戏，五月五划龙船今年谁家值头之类。上海的工会虽然不同些，性情亦还是一样。

中国工人又对政治有兴趣，但这是天下人做天下事，而工人的党与工人运动那样狭隘的东西则他们并不喜。他们的工会活动仍是人本位的，而且不一定要以工人为领袖，他们倒是听从虞洽卿杜月笙那样的人的话，又敬重孙中山先生。虞洽卿是上海之王，孙先生是现代中国之王，既是众人的领袖，亦就是工人的领袖了。中国的商人亦是这种性格。上海向来是政治家避难的地方，不只因有租界，而更因上海商人朋友落难了肯照应。他们不为作政治投资，却是觉得朝中亦有朋友，在野亦有朋友，总是人生的风华。他们看政局变动只是普通的人世沧桑，倒能超出势利眼光，人家有好事情要他们帮忙，他们总来的。但他们不想自己组织政党，也不喜以商会的资格去参加政治活动。而亦是这种人世的旷荡清澄，所以他们过去弃绝了太平军，后又校正了北伐军，乃至对日本军亦能看得见他们的失败，如同天道悠悠。

上海现代产业界之王是虞洽卿，宁波人，但他自己并没有多少钱。他出身钱庄学徒，而他的生活仿佛就是全上海，从小他爱哄了一班朋友吃花酒，正经事情闲话一句就为定，连无须乎理论，因为理论只是为无信的人说的。他在银行里还存有钱没有他亦自己不知道，人家请他帮忙他都答应，开的支票每每不兑现，他亦不以为意，人亦不疑他的诚意与信用。他是财神，他的财富连他自己不识深浅，他用的钱不知是那里来的，只要天下人有市面像百花竞发，他自己是花中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