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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谬种 第三节（第1页）

一九九六年的春天，杨迟在化工学院一个喷嚏，鼻血飞溅在女同学的身上脸上，女同学以为自己哪儿走光了，导致老杨气血翻涌。他的鼻血滴滴答答落在自己的球鞋上，接着他毫无掩饰地打了第二个喷嚏。女同学不干了，让他赔洗衣服。老杨在水房里一边洗一边流鼻血。下铺的兄弟说，洗个外套就这样了，以后让你洗胸罩你不得死过去？接下来的日子，老杨看见男生、看见宿管阿姨，乃至看见一条狗都会流鼻血，出血量超过了全校血崩最厉害的女生。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去医院了。

那时离他毕业只有三个月，还没找到工作，整日闲逛，很适合生场大病。去医院一查，倒也不严重，鼻腔息肉，只是那肉见风就长，这还了得？鼻腔里进进出出的都是风。医生捋袖子说，必须切除，准备动手术。

老杨问：“手术大吗？”

医生说：“你会有两三天不能动。”

这就必须找个人来伺候他。老杨交游广泛，全校三五千号人，最起码有一千个他都认识，很多人都愿意到医院去值班，为的就是看看他不能动弹的样子。他有点不乐意。恰好此时我从成都打电话给他，他撒娇似的说：“我快要死了。”

我说：“我也快要死了。”

那时我已经自由了，海阔天空，一贫如洗，把工厂里上班三年攒下的钱挥霍一空。我买了张火车票跑到四川，打算再搭车去西藏。当然，那时候厂医姐姐已经不在拉萨了，她旅游、读研究生、出国，跑得比飞毛腿导弹还飘忽。我在成都遥望西藏，想起和她做爱时的快乐，以及她离去后的伤痛，不禁胃口大开，无可救药地爱上了火锅，吃了一个月，肚子痛了三十天。吃到身上只有三百块钱的时候，我穷途末路，打电话到老杨的宿舍里，问他成都有没有人，可以把我送到火车站，我死也要死回戴城，最起码让我妈能看到我的尸体。

老杨说：“我需要人来照顾我，给我端屎端尿。”

我只好有气无力地说：“洗干净屁股等我。”这不是什么猥亵，而是我们之间日常打招呼的话。

我他妈的不容易，为了一个发小，先是连滚带爬地买到了火车票，然后给自己灌下了足足八颗黄连素，扔上火车，奔向他。

这一路上我半个姑娘也没遇到，全是些筋疲力尽的男人，他们已经被旅程或生活折磨得卷了边。那八颗黄连素让我的肚子完全麻木，大脑也黏住了，直到两天后才缓过来。

我遇到一个背吉他的女孩，那时车已到杭州，很空，她上车时我正躺在座椅上，脑袋冲外。这么躺着会被来来往往的行李和推车撞到头，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脚搁在车厢壁上，甚至挂在车窗外，舒服。我从一个较低的角度看到她，她也低下头看我，她明艳而动人，像天使那样干净的脸色。我告诉过杨迟一百次，如果平躺着仰视一个姑娘俯下的脸，就会被她打动。老杨无所谓，他喜欢反过来。他认为我在工厂医务室里的体检床上躺得太久。

我坐起来看她，短头发，穿一件美军夹克衫，这让我更着迷。在此之前我喜欢的姑娘，有烫头发的，有扫把头的，有飘逸直发的，而男孩头的仅此一款。顺便说一句，当时我的头发很长，遮住了大半个脸。我请她坐下，她摇头表示不需要，把吉他抱在胸口说：“大家好，我是一名歌手，到火车上来主要是为了锻炼自己，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是我自己创作的，名叫《堕落天使》。”我插嘴说：“《堕落天使》是郑智化的歌。”她没理我，偷偷伸出左手给了我一个中指，然后开始弹琴。这是一首欢快的歌，带有火车行进的节奏，歌词乱七八糟我没听明白，她的嗓子很不错，最后有一段高音很像天使掉在地上发出的惨叫。车厢里的人都伸出头来看着她。

那个年月火车里还能抽烟，只要别把车厢给点了，随便抽。我给自己搞了一根烟，听着她唱完。没什么人鼓掌，我也不鼓掌，为了那根中指。她开始唱第二首歌，没报歌名，唱得很抒情。等到她唱完这首歌，打算到车厢里走一圈的时候，所有人都明白了她的企图，那些脑袋都缩了回去。

我以为她就此消失，可是她又回来了，坐在我对面的座位上。这时有个列车员走过来对她说：“唱得挺好的，但是别唱了，列车广播都听不见了。刚才有个乘客晕倒了。”然后大声说：“这儿谁是医生？”一些脑袋又很好奇地伸了出来。列车员摇摇头，对这帮中国人的素质表示担忧，又指着她说：“还有，车上禁止乞讨。”说完就走了。

我们都不说话，天色渐暗，在车窗上可以看见自己，浮映在不明的景物之上。行吟歌手略带疲倦地叹了口气。

“去哪儿呢？”我问。

“戴城。”

“我就是戴城的，”我说，“去那儿你得在上海转车。”

“戴城好玩吗？”她愣了一会儿问。

“不好玩，全是下岗工人。去那里玩，还不如去上海呢。”

“我去过上海，不好玩，我更想去戴城。”她说，“他们说戴城也很繁华的，有很大的开发区，很多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香港人都在那儿。”

她提醒了我。是的，古老而自以为是的戴城也学会花天酒地了。高新技术开发区整饬高雅，到处都在铺路，外资企业加工厂进驻，城市改头换面，外来人口逐年递增。某些区域里酒吧林立，KTV和桑拿房时而可见，巨型超市和国际购物中心初露锋芒。戴城发达了，它并非我所说的全都是下岗工人，我这是在污蔑自己的家乡，有点像汉奸。我不禁感叹，在我少年时代千方百计想要离开的地方，倏忽成为一个具有国际知名度的淘金胜地，是不是像一场梦？

火车到站后，她走她的，在站内售票处买票，我一个人郁郁寡欢地走向上海的地铁站。她忽然又追了上来，摸出一张名片递给我，上面是戴城“七个小矮人”酒吧，以及地址电话。我说名片不用给了，这倒霉地方我知道，它的前身是文化宫俱乐部。她说：“可以到这儿来找我，我是驻唱歌手。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老K，我是戴城著名的诗人。”

其实我不是老K，老K和我一样是个长头发大胡子的矬逼，自从我这么打扮自己以后，在戴城的很多场合，我都被人误认为是老K，著名诗人什么的。听说他经常出现在“七个小矮人”酒吧。我之所以冒充老K，仅仅是因为，我没钱去酒吧找她玩，我没钱找任何女人了。也许老K可以替我爱上她。这件事挺伤痛的，我在最好的年纪上，他妈的居然破产了。

我坐上地铁。已经是夜里，车上很空，从第六节车厢望到车头，一览无余，像一条通往未来的走廊。车到终点站，我直奔化工学院，跑到杨迟寝室一看，床铺空着。下铺的兄弟告诉我：“你才来啊，老杨白天都动过手术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

“有人照顾他吗？”

“有是有的，但现在没有了。”

下铺的兄弟讲话夹缠不清，费了半天劲我才明白，学校派了个女学生干部去照顾老杨，毋宁说是监督吧，防着他把盲肠顺带也割了。女干部在手术室外面等了好久，医生出来，端了那块息肉让她过目。这是规矩，都这么干，但她吓晕过去了，醒来又吐了一阵子，连滚带爬逃回学校。于是老杨就一个人躺在病床上了。

“一定很孤独吧？”我幸灾乐祸地说。

“动手术之前他已经把病区所有的护士都征服了，每个护士都抢着在他屁股上扎针。不会孤独的，至少屁股不会。”下铺的兄弟说。

我信了这个王八蛋的话，松了口气，感到有点疲惫。先出去吃饭，然后挺着春天的微寒在水房洗了把冷水澡，照老规矩爬到老杨的床铺上睡觉。第二天一早，我启程去医院。下铺的兄弟告诉我：“六病区十三床。”

医院在衡山路一带。我去的时候正逢门诊热潮，无数人排着队，几个戴红臂章的像纠察队员的一样的上海大叔在叫号，每一个入口处都有一块铁牌子，标着各个科室的名称。这场面不太像医院，倒像火车站。我来到住院部，以为能见到一个安详地躺在床上的杨迟，可是走廊里一片混乱，护士疯了一样跑来跑去，穿白大褂的医生差点和我撞个满怀。我问一个护士，出什么事了。她说，十三床大出血，快要不行了。

“会死吗？”我说。

“大出血哎，知道什么叫大出血吗？”护士扔给我一句话就走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老杨会死，在莫名其妙的一九九六年，我们做了十六年的朋友。这十六年他始终朝气蓬勃，唠里唠叨，绝无可能死掉，他最惨的一次是和我抢乒乓球拍，被我用双喜牌球拍侧着打中天灵盖，满脸是血地去医院缝针，即便这样也挺住了。这次他竟然栽给了息肉，我一下子愣住了，就像常年喝牛奶的人，某一天拎起杯子喝下去的是石灰水，非常震惊，非常没有提防。我试图冲开护士搭起的篱笆，并哽咽着呼唤他的名字。其中一根篱笆回过头来将我叉了出去：别在这儿凑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