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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第1页）

我的家庭“社会体系”总共是三大板块，姑父一块，父亲一块，母亲这一块，我一直以为是依附于父亲这个“板块”的。我长期跟随母亲“过日子”，见到的是父母亲相亲相爱、互相礼敬、谦让，不但没见过他们二老反目，斗口，一般家庭常见的摔摔打打、板脸子、说难听话等等，我们兄妹四人谁也没有见过。母亲曾告诉过我，三姨和舅舅都是他（父亲）帮助出来参加革命的，如果守在“王家庄”，“不得了”。

“不得了”，用文一点的形容词就是“不堪设想”之类吧。母亲娘家是中农，怎么会有这种设想？我有点思量不来。但是关于外祖父家的情况，母亲终生对我们守口如瓶。由于母亲参加革命较父亲为迟，地位一直比父亲低，母亲的弟妹也是父亲携带“出来”的。这一见识似乎成了定论，母亲的家族有相对独立性，但总的是依赖父亲的。

然而我信守这样的格言，“沉默就是有话可说”——事实上不是这样？我们终日见到一些人口若悬河，夸夸其谈，你去探讨吧，他一准是个“糠萝卜”，内里一点水分没有。

一直到写这篇文章时，我向舅舅三姨了解真情，我心中的疑惑有所解冻。母亲家的“社情”，较之父亲还要激烈复杂而且尖锐——我没看见她打仗，但我见过她枪毙犯人，犯人一枪毙命，母亲泰然自若。她的性格刚烈，说打就打，说骂就骂。骑马打枪，敢于单枪匹马地干。除了她天性使然，与她的家族史也隐然有关。她竟是一位正牌子的烈士子弟！父亲死于日本人之手，大哥亦是烈士。她的二姨夫亦是烈士。复杂性在于二哥当过伪村长。家庭错划中农。她自动出去革命后，又在建国前收拢尚有条件参加革命的弟弟和妹妹。“板块”的情态就是这样形成的。

外祖父是地下党。听父亲说过一句，但他再也没有多说一句。1963年三姨到南阳来探母亲的病，我隔墙隐隐约约听见他们议论“死得惨”，其余的又不甚了了。因此我在填档案表格时，从来没有写入。通过舅舅了解，这才知道，舅姨他们也是在“文革”中才明确了这一点——这件事倒应该谢谢造反派。

起因是这样，三姨在天津工作，“文革”中“站错了队”，对立派到村中调查她的历史，将二舅舅马富科当过伪村长的事原封转到正在广西部队工作的舅舅单位，那意味再恶不过：要请“解放军”也来“清理”舅舅。

舅舅在部队是进步很快的，他是1947年的资格，授衔初是上尉，继而大尉，继而少校，这样的速度在当时是令人艳羡的，接到这封密告信，部队党委立刻采取了措施：一、让舅舅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交代问题；二、派人到山西老家调查落实情况。

最终的结果是：一、舅舅没有去学习班，他的一个老领导保了他；二、调查回来的结果，我的外祖父马润渊，抗战时期即参加工作，在昔阳城开一家银匠铺为掩护，是八路军的情报联络站。后被翟姓伪村长告密，1940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农会主席张登宝，还有一位农会会员宋老先生（医生），被宪兵队毒打致死，尸体扔在昔河河滩。（宋先生苏醒逃回）。八路军曾采取报复行动，枪毙了告密的村长。解放后，村里曾为此事公祭追悼，立碑述记，立在王家庄戏台旁边。大舅舅马富兰，亦是1938年参加革命，昔东游击队的情报员，以伪棒棒队团长为掩护。外祖父的事出来，身份暴露，他被宪兵队抓去打得奄奄一息，回来不久即故去。我还有个二舅舅，叫马富科。他以捣腾粮食贩牛为生，在外跑跑生意，也在家种种地。1944年即将解放，村长没人敢干，他因见多识广，村民用黄豆投票选中了他。这个时候谁都知道，八路要胜利，不敢接这差使，他逃跑出去几个月，回来还是他干。1947年土改，他作为“反动富农”被拉出去斗争打死。

结果就是这样，舅舅没有历史问题，也没有成分问题。组织上解除了他的审查，但他如日中天的晋升也戛然而止。

我的母亲在家是长女，比舅舅大十二岁。这些情形她都是了解的。外祖母的早逝，加上这些变故，拉扯弟妹的责任就无旁贷地落在她身上。二姨嫁出去得早，三姨、四姨和年龄最小的舅舅马文兰，就“跟着大姐过”。舅舅说“我是在大姐背上长大的”。我亲眼见过他们姐弟在一处，他们对母亲的尊重远远超过我这个当儿子的。舅舅给母亲梳头，倒洗脚水；三姨来时母亲已经患病，三姨给母亲擦洗身子，代替父亲给她“擦屎挖尿”，同样的，母亲受之不疑，她这个姐姐当得非常到家。

由母亲的家庭状态，可以断定她的独立性格与早熟。她不是轻轻松松一个人走进我们那座刻着“退一步想，夫然后行”的砖雕大门的。她是背负着一门血仇，负担着沉重的娘家责任来的，这样的仇恨，同样可以带来野性的反叛意识！我越来越清楚地看清了母亲，她爱父亲，但她自己就是她自己，从来也没有看自己是“凌××爱人”或“政委夫人”，她和父亲——有点什么——战友味吧！

在栾川、陕县、洛阳，我基本是“随妈”。大抵都住个明暗套间，里头住人，外头办公开会。到邓县，父亲在武装部是政委，房子给了四间，我们兄妹和保姆都住在武装部院里。我单独跟母亲，母亲极少谈她在队伍里的境遇，我对她在单位的情况一无所知。父亲更是沉默如石，但此刻的我们已经有能力观察这些事了。母亲的情形我们感觉不到，在洛阳、陕县，她是勃勃的精神气儿，一直是副职，到邓县，主管法院，仍旧是副院长——她在昔西县是县妇救会主席，降了再降，一直没有“恢复”到原位去，她和父亲一样，被图钉钉住了，“副”了一辈子。我不是个在乎名位的人，但这种位置在那年代代表着“礼”与“理”——是社会地位与社会对人认同的标准，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曾经一度人们称她“马部长”——是政法部吧，但很快她就病倒了——那是夏天，她下乡回来在家洗脸，父亲说了准备让她提“县委委员（常委）”的事，又说“有人说，叫她进来（当委员）吧，进来再狠狠整她！”母亲就是听见这句话一下子颓然倒了下去……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母亲有大漠孤雁那样的气质，在我的印象中她确实不是飞针走线做窗下女红工作的女人，而是骑马打枪的英雄。我对父亲敬是佩服，有“尽义务”的成分，我对母亲则是崇拜，终生的崇拜。她的死，是成神了，“聪明正直谓之神”，她是二者兼备——她死后连着几年，南阳在她忌日秋雨连绵——天都在哭。

但在实际生活中，我的这个认知并不全面。爸爸、姑姑都告诉我，母亲是个“过日子人”。仅从针线活而言，“王家庄”一带无人能比。

“你奶奶是很挑剔的人，”姑姑说过，“新来媳妇，三天过后就得给婆婆针线活样品，你奶奶要求补补丁时，补上去的布要和原布色调一样，远远的不能看出是补丁，你妈做补丁不但是原色对原色，连布纹一丝一线都对得严严整整。她这样的针线你奶奶都惊讶异常。”

但在我的实际生活中，我幼时穿的衣服鞋袜都不是母亲的作品，而是劳改犯——准确说是女犯人做的。偶尔我剐破了衣服，肩头上、屁股上会绽出三角破口，这倒是母亲一针一线连起来，我没有细看过补口，她连得那么快，不可能“布纹对布纹”。我觉得看她擦枪更习惯，更自然些。一捧枪机零件，在她手中如活泼泼的小鱼，很快对起来，就成了一支小巧的——双笔剑枪。

父亲教给我是“狼吞虎咽”地吃饭。到如今，我吃西瓜不吐子，吃米饭不咀嚼，吃得前胸两手油渍，还常常遭到家人的噱笑。有一次一家出版社请我吃饭，一编辑说“凌老师的吃相”，怎样如何，招得社长大怒，要端掉他这“吃相好”的编辑饭碗，还是我来说情才免了他这一劫——但社长肯定对我吃饭的样子是“瞧科”了的，的确是不好。母亲也没有批评过我吃饭，她只是说我：“慢点，谁和你抢（饭）。”每年看我的成绩单，她会发怒，“你爸在小学上过四年，年年都是头名，我一天学也没上过，也比你强，你是个吃僧（生）！”吃僧大概和饭桶的意思差不多吧——和老师的评价一致。但现在回忆起来，我还是宁愿母亲骂我一句受用些。因为我知道感情。母亲自己节衣缩食，有时带一点好吃的，会笑着对我说，“俺孩是个吃僧，好好吃哇。”她会坐在一旁看着我把一大海碗饺子或者鸡蛋炒米饭吃得干干净净。有一次给院子里的花浇水，没有扁担，我双手提两桶水来回运水，母亲笑着对父亲说：“解放提水像提两包棉花（那样轻松）——孩不但能吃，也能干。”

二月河在家中院子里。

母亲也做吃的。但大多数是吃食堂，她初到栾川，是公安局锄奸股的股长，以后股又改称侦察股，她仍是这个职务。吃饭就在公安局食堂。我的印象那伙食是不错的，大约公安局内的孩子很少，叔叔阿姨都非常亲我，我的“不错”的印象，是我能受到最特殊的照顾的结果，不论什么时候进大厨房，炊事员总会把一个包子或一条猪尾巴递给我：“这是叔叔留给你的，悄悄吃，别叫二胖子（另一小孩）看见了……”我喜爱吃醋炒土豆丝，食堂改善生活常有这个菜，我和母亲一道坐在水渠旁的土坎上吃饭，母亲会把她碗里的土豆丝一点一点拣到我的碗里。我从来也没想到过让一让她，老实不客气全部吃光，在栾川、陕县、洛阳，一直到邓县，母亲一直吃食堂，她是一下子被山一样的病压倒，才离开食堂的。

但她偶尔的，也会有一点小制作。在洛阳市郊区公安局，是她生活相对安定的时期。那时的星期天，食堂一早一晚两餐。中午，母亲会给我们包饺子吃。她包的饺子，一律只有拇指大小，像一队队的士兵，整齐排列在垫了报纸的桌子上。然后做“臊”：红萝卜、豆腐、土豆丁、菠菜叶，炒好加红糖少许，再兑水，加粉丝——饺子出锅，浇上这样的汤汁，再加一点黄酒——这就是山西特有的“头脑饺子”。可能只有昔阳才有这种饭。我在写《康熙大帝》第二卷时，特意地把它写了进去，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够知道它：比如你肠胃不适或者拉肚子、痢疾之类，热乎乎来这么一碗，它的医学效应是异乎寻常的好——假如你没有病，这饭的鲜美口感也是非常特殊的，而且吃饺子之后往往口干舌燥，这种饺子下去非常平和。我现在患了糖尿病，按理不能用它，但当我肚子不舒服，忍不住还要用它。我认为效果肯定比黄连素好。再一种，她会用铝皮饭盒（圆桶形的），坐在煤火炉上，同样是指顶大的豆腐丁、红萝卜和菠菜（配起来非常好看），煮进去，她坐在火炉边，用筷子搅面糊，黏糊糊的……一直搅得非常匀，一点一点“拨鱼”也叫“剔筋”，把面拨进翻花大滚的饭盒，最后用筷子蘸一点香油，也就那么一滴，立刻满屋子鲜香四溢——那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