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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代来书写人生王之涣（第1页）

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这是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熟悉的一首诗。很多人甚至在上学之前已经能够背诵，教授他们的，就是他们的第一任老师：父母。

诗歌描写的景象似乎平淡无奇：黄昏，太阳从中条山上落下，黄河奔腾，流入大海。诗歌传达的哲理似乎更平淡无奇：想要看到更远的地方，就应该再登上一层楼。《唐之韵》说：“四句二十个字，字不奇，句不奇，景不奇，情不奇，但却展现出如此磅礴的气势，这简直是奇迹！”可是，诗人就创造了这样的奇迹，因为，真正伟大的作品，其成功的秘诀并不在其技巧上，而在境界上。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谈“雄浑”时说：

“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

在谈“豪放”时他说：

“观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气，处得以狂。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前招三辰，后引凤皇。晓策六鳌，濯足扶桑。”

这首《登鹳雀楼》，可以说就是雄浑和豪放的混合体。而这种境界，其源头显然应该是那个充满了朝气和向上激情的时代。

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拥有像唐代一样的豪放气魄和伟大胸襟。《唐之韵》说：

“有了这样一个不带成见不存偏见的政治核心，加上国力强大，生产力的发展也达到了小农社会的最高水平，于是唐朝人信心十足，对什么都敢用微笑来接纳。在李氏集团统治的二百八十年内，没有因文字触犯忌讳而被判罪的，更没有被杀头的，即便是讽刺了皇帝，揭了皇帝的短，也都只算小事一桩。在封建制度下，这是唯一一个政治气氛如此宽松大度的朝代。”

政治气氛的宽松和社会的飞速发展使每一个唐代人内心都充满了对未来的自信和渴望，即使是在遭到挫折的时候，他们也总能放眼前方，憧憬着未来。因此，尽管李白长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但是他仍然豪迈地高唱“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尽管刚登仕途就被贬官，甚至连累自己的父亲也被远贬交趾（今越南境内），王勃在叹息“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之后，还是满怀信心地高喊“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是一个不允许失望的时代，也是一个不允许颓废的帝国。王之涣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帝国，而这种豪放和雄浑，就是这个时代赐予他的最珍贵的礼物，也是帝国加在他肩上的不容推卸的责任。《唐才子传》说他“少有侠气、从五陵年少游、击剑悲歌”；靳能所作《王之涣墓志铭》说他“歌从军，吟出塞，皎兮极关山明月之思，萧兮得易水寒风之声，传乎乐章，布在人口”。

王之涣的诗集可惜已经散佚，《全唐诗》仅收录其诗歌六首，但是这六首诗几乎都是传世名作。《唐才子传》说王之涣为人慷慨有大略，善作边塞诗，与高适、王昌龄、崔国辅等都有唱和，名动一时。可见在当时，王之涣诗名就很大。关于他的作品受欢迎程度，薛用弱《集异记》里面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开元中，王之涣与王昌龄、高适齐名。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来旗亭小饮，正好有十多个梨园伶官和四位著名歌伎也来此会宴，他们三人便在旁边一面烤火一面观看。王昌龄提议说，我们各擅诗名，究竟谁胜于谁，今天我们可看她们所唱谁的诗多，谁便为优者。第一个歌伎唱的是王昌龄的“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在墙上为自己画了一道。第二个唱的是高适的“开箧泪沾臆”，高适也为自己画了一道。随后王昌龄又添得一道。王之涣说：“这几位为普通歌伎，唱的都是下里巴人。应看那名气最大的歌伎唱的是谁的诗。若唱的不是我诗，则终生不敢与你们二位争衡了。”待那名伎唱时，果然为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三人不觉开心笑起来。诸伶因他们大笑而见问，知是王之涣等，非常高兴，即拜请他们入席。

这就是有名的“旗亭画壁”的典故。元人还编成杂剧上演。由此不仅可见当时王之涣的诗名之盛，更可见唐朝的确是一个诗歌的朝代。在唐代，“和尚、道士、妓女等有些文化修养的人，都敢大大方方站出来赋诗一首，有不少人甚至还留有诗集”。（《唐之韵·千古唐诗》）白居易的《与元九书》里曾经记载过一个故事：

一个叫高霞寓的监军曾经想出钱赎一个歌伎，歌伎却对价钱不满意：“我是能够背诵白居易《长恨歌》的，价钱怎能跟一般的歌伎一样呢？”高霞寓无奈，只得再增加赎金，才得以如愿。

一个充满自信的时代，必然造就充满自信的人；一个以艺术为主流思想的时代，必然造就艺术的高峰，这也是唐诗成为后世中国诗歌无法超越的原因。王之涣们在这样的时代生活，用自己的诗歌书写着这个时代的精神，其实，也是用时代来书写自己的人生。

当时间跨越千年之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还和唐人一样吗？贾樟柯曾说：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有一个主流价值出现了，就是商业……经济生活成了中国人唯一的生活、最重要的生活，从国家到个人。经济的活动一统天下，而文化的活动、思想的活动完全被边缘化了。

而对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国家而言，还有什么变化比这样的变化更致命？而对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而言，又有什么悲哀，比得上这种变化更悲哀啊！

多年后，我们的后人再谈论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用的是我们谈论南朝宫体诗时轻蔑的语气和口吻，我相信，这不仅是我们的悲哀，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更是民族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