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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别死得不明不白（第1页）

我父亲是学药剂的，在我二伯开的药厂里工作了几年，也当过“陕西戒烟所”所长。他去世，留给我一堆医药方面的书，那些书我都看不懂，但有个好处，就是我十三岁时家里失火，整面书架因为压得很紧，成了“防火墙”，所以没有波及邻居。我的邻居当时是台大医院住院部主任，父亲死后，母亲常说只怪他们搬来晚了，要是早认识，我父亲也不会死。她这番话，我过了十几年才懂。母亲也常怨父亲学医药，没好处，反有坏处，是父亲自以为内行，又跟医生打成一片，大家嘻嘻哈哈，直到把病拖坏了，那些医生朋友才明着跟他讲：“我们医院治不了，您还是转院吧!”

家里失火之后三年，我总咳嗽、胸痛，去看了两次医生，都说没问题，只是神经痛。隔不久，我半夜吐血，吐了半盆，进入台北中心诊所，医生看两眼，照个片子，没再管我，去把我母亲叫到隔壁房间骂，说人都快死了，怎么你还不知道?难道没看过医生?

接着，我休学一年。又隔两年，我总觉得心跳气急，有人介绍一位岛外回来的名医，诊断为“精神紧张，心脏不协调”，给我先开镇静剂，又开一种降血压的药，看了好几年，没改善，幸亏护士暗示我去看新陈代谢科。我看了台大的陈芳武医师，被骂一顿：“怎么眼睛都凸了才来?”没多久，他就把我的甲状腺功能亢进治好了。陈芳武真是位极有个性的好医生，他不但骂我、骂我给看病的上一个医生，也骂同事。为了治凸眼，我去看眼科，那医生为我在眼珠后面注射可的松，陈芳武知道了，拉着我，冲过长长的走廊和一层楼，把那眼科医生骂一顿：“你给他打可的松，他自己不分泌了怎么办?”

大学毕业第二年，我进入中视新闻部，跑医药和警政，这两条采访路线真不错，使我能看到不少好医生、听到不少医药界的黑幕，还有，就是帮人找关系，使可能被“救死”的，成为“救活”。当然，也就知道许多明明能“救活”的，却被“救死”。我也有不少这种消息，都是从护士那儿听来的。因为我除了跑新闻，晚上也在家教国画，有两个学生同在一家大医院工作。我常听她们咬耳朵，说当天手术室里某笨蛋又弄死一个。跑了五年医药警政，我去美国，有两回走在街上突然头晕，差点被车撞死，看洋医生，说只是“神情恍惚”（lostconcentration），多吃点维他命就好了。直到多年后，我去报税，会计师的丈夫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胸腔内科的教授，而且诊所在旁边，我进去聊到这事，他顺便为我听听。他才听两下就说不对劲，你肺下头都没声音，支气管不通嘛!怎么一直没发现?我又去看敏感科的医生，用个机器又吹又吸，才发现肺只“工作”了百分之五十二。如果不治，随时可能报销。

六年前，我老母在公园脑溢血，送到医院，虽然抢救过来，却不能走、不能说话，也听不懂话了，拖了一年，终于辞世。我后来勤读医学书籍，发现许多对脑溢血病人该做的，急诊室都没做，就请教我的医生朋友。朋友笑笑说：“谁让你没立刻找你熟识的医生去，有自己的人在，他们就不同了。”我说要告那医院。朋友又笑笑，告不赢的，她太老了!不值钱了!然后叮嘱我一堆避免被“试刀”的方法。他说得好，初出道的医生总得慢慢上手吧!用谁试刀呢?当然是没关系的、不怕被医死的。这使我想起我太太美发师的姐夫，肝癌，美国医生动手术，打开来又缝上了，说没办法，等死吧!所幸那人的儿子在台大学医，立刻找教授、寻门路，把病人接回台湾动手术，居然又活了五年，还四处旅行，享受不少余生。

我的医生朋友太多了，从我院子扔出一块石头，打到的八成是医生。我的左邻是小儿科，左对门是脚科，右对门是心脏科。我一个礼拜打三天球，其中两天是医生球友，一位是医院院长，一位是牙科名医。正因此，我耳濡目染，旁敲侧击，对医界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也很喜欢台北的医生，当我血脂化验报告出来，正常。医生说：“对不起!你正常，不能继续给你开药，必须不正常才成。”我说：“正常是因为吃药啊!”那医生很坦白，叹口气说碍于健保规定，他也觉得很无奈。我又跟其他医生抱怨，他们居然一瞪眼：“你笨!你停药两个礼拜再验嘛!”另外一位说得更棒：“你早上吃一餐很油腻的早点，再去验，就说你是‘空腹’。”

我又跟大陆的朋友说这笑话，岂知他们根本没感觉，叫我上网，自己看看，那里的黑幕有多少。我在美国的一位富豪朋友，认识一堆达官显贵，竟然也上过当。他在大陆摔伤就医，说髋关节裂了，花了不少银子、躺了不少的日子。他后来把X光片带回美国，医生看了居然说：“根本没裂嘛!”问题是他前些时胸痛，幸亏及时来医，做了心脏血管支架，捡回一条老命。才发现他的美国医生也粗心，多年来居然没给他做过“跑步机”的运动心肺功能测验。

过去半世纪，我亲自经历，也冷眼旁观。看了太多可怜可悲可恨可憾的“医界现象”。也藏身在社会角落，亲自去访查求证，发现药局医院的许多诡异。但我都忍着，虽然写了四本《我不是教你诈》，却未曾涉及医药的题材。因为我知道自己是外行，没资格论断。直到大前年，我的一位好朋友，对我说他怎么被医生延误了。明明可以立刻安排美国最先进的医疗，他在台湾的医生却说得靠特殊关系，才排得上，然后要他一次一次“进贡”。他对我述说时，已经病危，脖子削去三分之一，声音好像由个小盒子里传来，颤抖而带有回音。我听得很吃力，但我答应他，要写出来，使别人不再上当。

于是有了这本书，涉及医、疗、药、检的虚伪，无良商人的卑劣，医疗体系的疏失，贪官污吏的包庇，民众应有的警觉。我没有要斗争哪些特定对象，只是写出我在各地的观察与感触。所以书里的故事就算是真的，也经过改写，任何人名、药名、补品名、化妆品名，都是虚构。很巧的，本书完成时，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顾鲁曼（JeromeGroopman　M。D）也出版了一本《医生是怎么想的》（HowDoctorsThink），里面坦陈了许多医界的问题。根据顾鲁曼统计，在美国有近五分之一的病人被误诊，每年因此冤死的达到九万人。美国如此，台湾呢?内地呢?只怕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