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我上一次给你写信已有三天。尽管身体不够好,没法离开房间,我还是在脑海里为芬缇办了一个好女人的入葬仪式。我想象她的棺木上放着从我花园里采来的明丽的蜀葵。还有用来纪念的迷迭香和紫罗兰。我给她安排了一个福音唱诗班,唱着席琳·迪翁的《我心永恒》。插了吸管的玻璃杯里是波普甜酒,每个人都穿着鲜红明黄,在停车场里跳舞,完全按照她的心意来。从那以后,我的健康状况一直欠佳,无法好好地安静下来给你写信。
我的朝圣同行者们都抛下我,开溜上路了。我想到芬缇在我身旁死去,那不可怕,但我有太多东西想对她说,而不是在那里嘟哝地哼着《三只瞎老鼠》。事物并不总以消失的方式终结。也不总是以突然出现的方式开始。你以为会有一个时间说再见,但人们往往在你回过神来之前已经消失。我指的不单是死亡。
我很少去娱乐室,即使去了,也远离其他人,坐在窗边的一张椅子里。我没去了解新病人们的名字。我没参加音乐治疗,也不让露西修女给我涂指甲。我坐在这里,等,坐着的每一天都在想,你到哪里了,还能不能到这里,有时这些太过沉重,这样翘首企盼,这么多未知。
“哈罗德·弗莱寄了一张明信片来,”露西修女说,“他已经离开纽卡斯尔。已经绕道经过赫克瑟姆了。现在他正前往坎博。他就快到这儿了,奎妮。几乎就快到了。你想看看图片吗?”
我看了,但我得承认,眼前只有一片模糊不清,我看不到。
我只看到露西修女粉红色的手,充满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