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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卷 第十三章 论经验（第2页）

是否有一天会摧毁世界的通都大邑[33]。

——普罗佩尔修斯

探索吧，你们，

为研究宇宙而苦恼的人……[34]

——卢卡努斯

在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上，我以无知而又随便的态度听任世上的一般规律左右。我一发现普遍规律就能将它认识清楚。但我的知识不可能让那些规律改道，规律也不可能为我而发生变化。希望普遍规律发生变化是发疯，为此而操心更是发疯，因为普遍规律必然是相似的、公开的、共通的。

地方军政首长以其善心和干练应当无条件并全面地免除我们为他的政府操心。

探索和哲学沉思只能给我们的好奇心提供养料。哲人们要我们重新注意大自然的规律是极有道理的；然而自然规律并不需要十分高深的学问。哲人们篡改自然规律，把自然的面貌描绘得色彩过分浓艳过分矫揉造作，从而产生了单一主题多种面貌的现象。正如自然赋予我们双脚用以走路，自然在生活中引导我们也充满智慧，这种智慧不如哲人创造的智慧那么巧妙，那么强劲，那么夸张，但同样随和同样有益，在有幸善于天然有序地，即顺乎自然规律地努力工作的人身上，哲人创造的智慧说什么，这种天然智慧都能做得很出色。单纯依靠自然便是最明智地依靠自然。啊！无知和不好奇是供成熟头脑休息的何等柔软安全的长枕啊！

我宁愿通过自己而不愿通过西塞罗了解自己。我认为只要我善于学习，我自身的体验便足以使我变得聪明。谁能回想自己过去如何暴跳如雷，能回想暴怒曾怎样主宰了自己，谁对此种过激感情之丑陋就能认识得比读亚里士多德的书更为清楚，谁也就能更正确地憎恨这种感情。谁能忆起他曾经遭受过的伤害，威胁过他的艰险，以及曾激起他情绪变化的微小原因，谁就能由此而对未来的变化，对认清自己的处境作好思想准备。凯撒的一生对我们的教训并不比我们自己的一生对我们的教训多；皇帝也罢，百姓也罢，谁在一生中都会遇到人间的各种意外事故。我们就听听上面的话吧：我们之间谈论的全是我们最需要的。谁因记住了自己多次判断失误便永远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他岂非蠢人？当我通过别人讲的道理而相信了某个错误意见时，我记不住他对我谈了什么新东西，也记不住在那特定情况下我表现的无知（这样收获会很小），但一般说我却记得住我的软弱和我智力之不济，我便由此而得出总体控制自己的办法。对待我的别种错误我也如此行事，我体会到此惯例对生活有巨大的用处。我并不把那件事和那个人看作使我失足摔倒的石头，却从中记取了随处都应当心自己步履的教训，而且有意对自己的步履加以调整。记住自己说了蠢话或作了蠢事，不过如此而已；必须记住自己无非是蠢人一个，这样的教训具有更广泛更重大的意义。我的记忆力经常出错，甚至在它最有把握时也出错，不过这类错误并未白犯：此时此刻我的记忆力对我赌咒发誓要我信任它也白费力气，我仍然对它摇头表示听不进去。我的记忆提出的证据遭到初次反对就弄得我十分紧张，我再也不敢在重大事情上相信它了，也不敢在别人陈述的事实上为我的记忆力担保。我因记忆力不佳而为，别人则往往因缺乏诚意而为，倘若不是如此，我定会在事实问题上相信别人的陈述比我的陈述更真实。倘若人人都能留心观察主宰他的过激情感赖以产生的环境及其后果，犹如我留心观察我天生的激情，他定会看见过激情感如何到来，而且可以略为减轻其来势迅猛的程度。这类激情并不总是冲过来便一把抓住你不放，有危险的预兆，也有不同的阶段。

有如大海上波涛掀起白泡，

海水随之上涨，浪涛更高，

从深不可测的海底直冲云霄[35]。

——维吉尔

判断力在我身上占据权威性地位，至少它在兢兢业业为此而努力；判断力听任我的各种欲望各行其是，包括仇恨和友情，甚至包括我对自己的恨和爱，它从不为这些感情和欲望而变质而腐败。如果说我的判断力无法按自己的意愿改造别的部分，它起码不会让自己变形去适应那些部分：我的判断力永远我行我素。

人人提醒自己认识自己，这会产生重大作用，因为那位知识和启蒙之神已经让人将此话钉在他庙宇的门楣上[36]，他很明白他需要规劝我们的一切。柏拉图也说过，智慧无非意味着实行这个嘱咐。在色诺芬尼的作品里苏格拉底对此还进行了详细核实[37]。只有深入研究了各门知识的人才能发现其中的难点和晦涩之处。因为必须在一定程度的理解基础上才可能注意到大家不知道的事，只有推门才知道门是关闭的。由此而产生了柏拉图式的难以捉摸的问题，对此，知者不必探索，因为他们已知其中究竟；不知者亦不必探索，因为要探索就必须知道探索的是些什么[38]。因此，在自知之明这一难以捉摸的问题上，人人都感觉良好，既自信又满意，人人都自诩为内行，这说明人人对此都一窍不通，正如在色诺芬尼的作品里苏格拉底对厄提登所作的训诫[39]。我个人没有别的公开主张，我只悟出其中的学问如此之深奥，如此之丰富多彩，所以我学习的唯一成果便是深感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太多。我倾向于谦虚谨慎，对规定的信仰毕恭毕敬，表达主张时永远冷静而有节制，我将这些倾向归功于往往为大家公认的我的宽容，我同时把怨恨之情归咎于咄咄逼人的讨厌的狂妄自大，这种自大狂只相信自己，是纪律和真理的大敌。听听那些人如何发号施令：他们提出的首批愚蠢建议是要求按规格建立宗教和法律。“没有比把论断和决定置于感觉和体验之前更可耻的事[40]。”亚里斯塔尔库斯[41]说，在古代，世界仅有七位贤哲；在他的时代世界仅有七个愚人。在当代，我们岂不比他更有理由作如是说？肯定和坚持是愚蠢的明显特征。如此愚人每天该有一百次摔在地上狗啃泥：瞧他多神气活现，竟同以往一样自信，一样不通融。你可能会说，摔了以后他的心灵已焕然一新，有了新的理解力，在他身上发生的事犹如在古代大地之子身上发生的事。大地之子摔到地上便重新获得了坚强的意志和力量[42]，

他一接触亲娘，

筋疲力竭的四肢便重获力量[43]。

——卢卡努

那不驯服的顽固不化之人难道不想重新获得智力以挑起一场新的争吵？我凭我的亲身经验强调人类有必要无知无识，依我之见，教人无知乃是社会教育最可靠的途径。不愿凭我个人的或他们自己的不中用的教训得出此结论的人，可以靠苏格拉底这样一位大师之师对此结论加以确认。安提斯德奈斯[44]对他的门生说：“喂，你们和我都去听苏格拉底讲话。在他那里我和你们一样是弟子。”他拥护苏格拉底斯多葛派的教义，即德操足以使人的生活美满幸福，不需要别的任何东西，“尽管我没有苏格拉底的毅力。”他补充说[45]。

我对自己进行过长期的细心观察，这训练了我，使我评判别人还算中肯，我谈论别的事很少比谈论这个主题更恰当更值得被人宽恕。我识别朋友们的状况往往比他们自己认识更为准确。我曾以我描述的贴切使某某人大吃一惊，同时也提醒了他注意自己。为了训练我把自己的生活映照在别人的生活里，我自幼养成了在此方面十分勤勉的气质，一想及此，我便很少放过在我周围出现的于我有用的东西。比如别人的举止、情绪、谈吐。我什么都研究：研究我应当避开的东西以及我应当紧追不放的东西。比如我通过朋友们的创作可以发现并告诉他们他们内心有何倾向，这样做不为规范千变万化千差万别的行为——在有些体裁和话题里，行为是极多样化极不连贯的——，也不为将我赞同和不赞同的意见明确划进大家熟悉的种类和范畴。

然而谁都说不出那些种类的数目，

和它们的称呼[46]。

——维吉尔

学者划分他们的思想和表明他们的思想都更为专门更为详尽。我个人看问题全凭习惯，毫无规则可言，所以我只一般地表达个人的思想，而且是摸索着表达。比如：我靠无条理的文章突出我的警句，就好比在讲一些不能同时讲也不能整体讲的东西。在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心灵里是不存在连贯性和一致性的。智慧是牢固而完整的建筑，它的每一个构件都各在其位并各有其标志唯有智慧完全自我禁锢[47]。”我让艺术家们把千变万化的面部表情整理出来，并克服我们的随意性，使那些面部表情表现得井然有序，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能把这种十分杂乱、零星、偶然性极强的事做到底。我认为很难把我们的活动一个一个连结在一起，不仅如此，我认为分别确定每个活动的主要性质也很不容易，因为人的活动都有双重性，而且都闪耀着斑驳陆离的光彩。

马其顿国王佩尔瑟[48]的心思不能专注于任何现象，它在各种生活现象之间飘忽不定，这体现了他天马行空般的行为特点，所以他自己不了解自己，别的任何人也都不了解他，大家认为此事十分稀罕，我却认为这特点几乎适合所有的人。别的人且不谈，我曾见过另一位与他同等显赫的大人物，我认为上述结论也许对他更适合：他连一般的稳定都做不到，总随着难以预测的情况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他以任何方式生活都会遭到挫折并遇到令人吃惊的障碍：他没有一种特点能让人理解，因此，如果哪一天有人能构想出这类性格，最酷似他的应该是：靠被人认不出来而千方百计让自己成名。

耳朵必须极为灵敏才能听见别人坦诚评价自己；由于很少人能忍受这种评价而不感到挨蜇般疼痛，冒险评价我们的人便对我们表现得格外友好。只有进行对人有利的刺伤和冒犯才算爱得正确。我认为评价短处超过长处的人是艰难的。柏拉图吩咐想考察别人心灵的人要具备三种素质：知识、善心、勇气[49]。

有时有人问我，如果谁竟敢在我上了年纪时利用我为他效力，我认为自己有何用处？

当阳刚之血气使我精力充沛时，

当善妒之暮年尚未使我两鬓如霜时[50]。

——维吉尔

——“毫无用处，”我说。我当然还会抱歉说，我不善于作使我受制于别人的事。但如果我的老师愿意，我也许会向他说出他的真实情况并监督他的生活习惯。不是以笼统的学究气的教训方式，我不会那一套（也没有在擅长那一套的人身上见到有什么真正的改进），而是一步一步观察他的生活习惯，适时地，一件事一件事地亲自监督并加以评判，爽直而又合乎情理，让他看到在众人眼里他是什么样子，同时反对阿谀他的人。倘若我们也像帝王那样不断被阿谀逢迎的恶棍腐蚀，我们当中便没有人能比帝王优秀。怎么，像亚历山大那样一位伟人、帝王、哲人都未能幸免于被腐蚀！我必定具有足够的忠于事实的勇气，有足够的判断力和自由权才能做得到。这类效劳是无名的；否则会失去效劳的作用和无偿奉献的意味。有一种角色是不能不加区别地属于所有人的，因为连真理本身都没有随时运用于一切事物的特权：真理无论运用于多么崇高的目的，它的用途都有界限。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世间的事均如此——，你无意间在王公耳边说出了真理，但这不仅毫无结果，而且还会招来损失，使你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没有人能说服我相信：神圣的谏诤不可能被错误采纳，或对内容的重视不会让位给对形式的重视。我但愿能看见在谏诤方面有一个乐意认命的人，

这人愿意他就是他，

再不希罕别的什么[51]，

——马提亚尔

此人的命运不好不坏，因为，一方面，认命的人不会害怕触犯主人太深太狠从而失去晋升的势头；另方面，他的境况原本一般，同各色人等都容易沟通。我希望这种人只有他一个，因为把这种无拘无束和放肆的特权扩大到众多的人会产生有害的大不敬。是的，即使对这独一无二的人，我也要特意恳请他保持沉默。

如果一位国王为他自身的利益和自我改进都容不得朋友的言论自由（而他的朋友所说的话无非刺痛了他的听觉，话的其他效果则全由他自己决定），那么这位国王再吹嘘他如何耐心等待会见某个敌人以便为自己增光添彩，他也是不可信任的。然而从人的自身状态而言，世上没有人比帝王更需要真正的不受约束的提醒了。帝王们的生活定然尽人皆知，他们有必要使众多观众构成的舆论满意，所以，当大家习惯于对使帝王走入歧途的一切噤若寒蝉时，帝王们便不知不觉卷进了人民对他们的仇恨憎恶情绪之中，而舆论如能使他们及时察觉和改正，他们便有可能避免引起此种情况的因素，避免时也不会牺牲他们的享乐。一般说帝王的宠臣考虑自己比考虑主上多，而帝王却感到得心应手，原因在于，实际上对帝王真心诚意充满友情的效力大都如履薄冰，因此，这样的效力不仅需要深厚的友爱之情和坦率，而且需要勇气。

总之，我在这里胡乱议论的大杂烩无非是我生活经验的记录，对人的心理健康可以起到吸取反面教训的儆戒性示范作用。至于身体的健康，谁也提供不了比我的经验更有用的经验，我介绍的经验是纯粹的，从未因受花言巧语或舆论影响而变质。一提到医疗，经验就成了废物，医疗中的推理使经验再无立足之地。提比略说[52]，谁活到二十岁就应知道回答什么对健康不利什么有利，也应善于无医自处。他可能是从苏格拉底那里学来的[53]，苏格拉底劝他的门生最好把自身的健康作为主要的课题进行仔细研究。他还补充说，如果一个注意自己身体锻炼和饮食起居的明白人不如医生懂得什么对他身体好什么不好，这就令人费解。医学吹嘘自己对检验医疗活动永远有经验，因此柏拉图的这番话便说得十分在理[54]：要当真正的医生，操此业的人就有必要亲自患过他想治愈的所有疾病并经历过他应判断的所有事故和病情。如想医治梅毒，自己得先患梅毒，这有道理。我真愿意信任这样的医生，因为其余的医生指导我们就好比坐在桌前用船的模型平平安安划来划去的人画大海，礁石和海港。要让他去实地干一干，他便不知道从何着手。他们描述我们的疾病，有如城里人用喇叭喊谁谁丢了马或丢了狗，毛色如何，高矮如何，耳朵如何，可是你把狗或马牵到他面前他却认不出来。

为了上帝，但愿某一天医学能给我正确的可以感觉到的救助，那时你看看我会怎样真诚地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