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指控人类总是盲目追求未来,他们教导我们要抓住眼前利益,安于现状,似乎未来的事根本就无法把握,甚至比过去更难驾驭。这些人一言道明了人类最普遍的错误,如果他们敢把我们的本性为继续完善自我驱使我们做的事叫做谬误的话;人的本性赋于我们注重行动甚于意识的假象,正如它赋于我们其他假象一样。我们从不安于现状,总是追求未来。担忧、欲望和希望把我们推向将来,使我们感觉不到或不予重视现实的事,而对未来的乃至我们已经不在的未来的事却尤感兴趣。“忧虑未来者是可悲的[1]。”
“做你自己的事,要有自知之明”,人们通常将这一箴言归功于柏拉图。这一格言的每个部分概括了我们的责任,而两部分之间又互相包含。当一个人要做自己的事时,就会发现他首先要做的便是认识自我,明确自己该做什么。有了自知之明,就不会去多管闲事,首先会自尊自爱,自修其身;就不会忙忙碌碌,劳而无功,不会想不该想的,说不该说的。“蠢人即使得到想要的东西也从不会满足,智者却满足现状,自得其乐[2]。”
伊壁鸠鲁不要智者去预料和操心未来。
在关于死者的众多法律中,我认为“君王的功过留待后人定论”这一条也颇有道理。他们即使不是法律的主人,也是法律的伙伴;法律不能触及他们的生命,但能影响他们及其继承者的声誉:声誉对我们来说比生命更重要。这是一种惯例,遵守这一惯例的民族大有裨益,所有抱怨别人把他们同恶君相提并论的明君都希望有这种制约。我们在所有的国王面前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因为他们在履行自己的职责,然而对他们的尊敬和爱戴则只取决于他们的功德。从政治角度讲,当他们需要我们支持他们行使职权时,我们可以耐心地忍受他们的不称职,掩饰他们的恶习,用忠告帮助他们完成无足轻重的行动。但这种君臣关系一旦不复存在,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向司法部门自由表达我们的真实感受;尤其是不可以抹杀那些忠臣的功劳,他们深知君主的缺陷,仍然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如果不这样做,就会使后人少了一个榜样。至于那种出于个人需要,极不公正地对不足称道的君王歌功颂德的人,他们的公道观是违反公众正义观的。提图斯-李维[3]说得对,王权统治下的人们都用充满炫耀与伪证的语言,无限夸张他们国王的丰功伟绩。
尼禄诬指罗马大火的元凶为基督徒,对教徒施以公开的迫害与残杀
我们可以谴责两个当面顶撞尼禄[4]的士兵不宽宏大量。其中一个被尼禄问及为何要伤害他时答道:“我过去崇拜你,因为你那时值得爱戴,但自从你杀死了你的母亲,你这个马车夫、戏子、纵火犯,我就恨透你了,因为你只配人恨。”另一个被问及为何想弑他时回答:“因为我找不出别的办法来制止你干坏事。”但是尼禄死后,他的专横跋扈和荒淫无度遭到万夫鞭挞,并将永远为后人唾弃,对此,稍有智力的人难道会指责吗?
斯巴达国[5]的治理方式是非常纯洁的,可是我不喜欢其中的虚伪礼仪:国王们死后,所有的盟友和邻国,所有的国有奴隶,不论男女老少,都会在额头上割一道口子,以示悲痛,声泪俱下地声称,他们的国王,不管生前为人如何,都是最好的君主,并因此为他们的行为歌功颂德,把离他们最近的国王抬到顶峰。梭伦[6]说过,任何人在生前不能称幸福,只有依次生活过并且已经死亡的人,才可能称幸福,即使声名狼藉,即使后代受苦;对此,亚里士多德提出质疑,正如他对其他任何事情提出质疑一样。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总是刻意去做令自己愉快的事;但一旦失去存在,我们与世界就没有任何联系了。因此,应该告诉棱伦,人决无幸福可言,既然只有在不存在时才有幸福。
谁也不会一下子死去,
谁都对身后寄予希望;
不能离开和抛弃
死亡袭击的身躯[7]。
——卢克莱修
贝特朗·迪·盖克兰[8]在围攻朗贡城堡时阵亡。朗贡城堡位于奥弗涅的布伊城附近,被围者随后投降,不得不将城堡的钥匙放在死者的遗体上。
巴泰勒米·达勒维亚纳是威尼斯军队的将领,在布雷西亚战役中为国捐躯,他的遗体要途经敌人领土维罗纳方可运回威尼斯。当时威尼斯军队中绝大部分人都同意向敌方申请安全通行证。但是,泰奥多尔·特里伏斯表示反对,主张强行过境,哪怕决一死战。他说:“将军生前从来不惧怕敌人,难道死后却要惧怕敌人吗?”
事实上,希腊人的法律也与此相近:谁要向敌人索取自己人的遗体予以安葬,谁就是自动放弃胜利,也就不可以再陈列战绩。这就等于被要求交出遗体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尼基亚斯[9]就是这样失掉对科林斯[10]人的明显优势的。相反,阿格西劳斯二世[11]对彼俄提亚[12]人本无多大获胜希望,却最终取得了胜利。
爱德华一世之墓
上述行为不足为奇,因为我们总是想把我们的存在延续到生命之后,并且相信上苍的恩泽能陪伴我们进入坟墓,与我们的遗骨同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因此,我们不必再对上述例子进行发挥了。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13]曾和爱尔兰国王罗伯特进行了长期的战争,他是位常胜国王,事业辉煌;可是,临死前,他竟然强迫儿子发誓,将其遗体煮熟后把肉与骨分开,将肉埋葬;至于骨头,他要求儿子好好保存,每次与爱尔兰人打仗时,都要带在身边,与部队一起出征。似乎胜利必定与其肢体相关。
让·齐斯卡[14]曾替威克利夫[15]的错误辩护而震惊波西米亚。他要人在他死后剥其皮,做成长筒大鼓,带着它去迎击敌人,以为这样能鼓舞他的部队继续打胜仗,仿佛他在亲自督战。有些印第安人在与西班牙人作战时,就带着他们某个将领的骸骨,期盼能得到将领活着时同样的运气。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些民族,打仗时拖着阵亡勇士的遗体,将以自励或寻求好运。
上述例子涉及的只是在死后保留生前业绩带来的声誉。下面要举的例子还表现了行动的力量。巴亚尔[16]将军的故事能说明这一点。他在战场上被火抢射中,自感生命垂危,有人劝他撤离,他却回答他不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背朝敌人;他仍然坚持战斗,直到精疲力竭,实在坚持不住并快从马上摔下时,还命令他的司厨长将他平放在一棵树底下,但是一定要面对敌人,就如他生前做的那样。
我还应该再举个例子,不比上述例子逊色。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曾祖父马克西米连一世[17]不仅品德高尚,更是相貌英俊。在他的习性中,有一点与其他君主不同:他不像他们那样,遇到紧急公务,就把便桶当做御座,因为他上厕所从不允许他的仆人在场。他这样不让人看见他小便,就像处女不愿向医生或他人暴露习惯上应该隐蔽的部位。我这人虽然说话放肆,但却生性害羞。除非是迫不得已或是强烈的感官刺激,我从不在别人面前出示习惯上不宜暴露的身体部位和行为。我之所以这样,是我觉得这种约束对人,尤其是对从事我这种职业的人,是很合适的。但是,马克西米连一世竟迷信到在遗嘱中特意叮咛在他死时给他穿上衬裤。据说,他还在遗嘱中追加了一条:给他穿衬裤的人要把眼睛蒙起来。居鲁士[18]大帝二世曾对子女作出规定,在他死后,不准他们或别人看见和接触他的身体。我以为那是他笃信宗教之缘故。因为他和他的史学家在有生之年到处宣扬对宗教的虔诚和执著,这是他们最突出的品德。
一位亲王给我讲过有关我的一位姻亲的故事,我听了很不愉快。我那位姻亲在和平和战争时期都很有名。因为当他年老而临终前,忍着结石痛的折磨,把最后的时光用来精心布置如何使他的葬礼办得体面而隆重,他要求所有来探望他的贵族保证加入送殡行列。他恳求前来看望他的那位亲王参加他的葬礼,也命令王室成员这样做,并列举了很多例子和理由来说明这是他这样的人应有的待遇。当他得到亲王的许诺并按自己的意志布置完殡礼仪式以后,才安详地与世长辞。我很少见到如此顽固的虚荣心。
还有一种做法恰恰相反,那就是热衷于对葬礼精打细算,连一个佣人和宫灯都要考虑再三。这种做法也不乏其例。我见到有人赞赏这种性格,赞赏李必达[19]饬令禁止其继承人照惯例为他举办丧事。连微不足道的花费和欲望都要避免,难道这是节制和俭朴吗?这是一种偷懒而廉价的改革,如果这种事也需要下令的话,那我赞成每个人都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形式,不管是对葬礼,还是对生活中的其它行为。哲学家卢贡[20]曾经明智地嘱咐朋友,把他的遗体埋在他们认为最合适的地方。至于葬礼,既不要浪费,也不要吝啬。在这事上,我纯粹听凭习俗,信赖我最先托付此事的人所做的决定。西塞罗说:“在这点上,我们自己应该洒脱,倒是要为亲属着想[21]。”圣奥古斯丁[22]圣洁地告诉一位信徒:“葬礼的操心和排场,墓地的讲究,更多地是对活人的安慰,而不是对死者的保佑[23]”。苏格拉底临终时,当克里托问他如何安葬时,他答道:“随您的便。”如果我必须早些操心此事的话,我认为洒脱的做法是,模仿有些人生前就享受坟茔的等级和排场,乐于漠然观望自己死时的样子。善于冷漠地享受和满足自己的感官,活着时能想象自己死时的样子,岂不是件赏心乐事!
雅典将领曾在阿基努塞群岛附近的一场海战中打败了斯巴达人。那场战役,在希腊人进行的海战中可谓最有争议、最漂亮的了。可是,那些将领在胜利后,按照战争法则继续推进,没有停下来收拾和埋葬阵亡将士。他们因此而被雅典人民毫不留情、既无人道也不公正地处死了,甚至连他们的辩护词都不愿意听一下。每当我忆及此事,便几乎对所有的民主恨之入骨,尽管它代表的是自然和公道。狄奥默东的做法使这一处决变得更令人憎恶。狄奥默东是其中一位被处决的将领,在政治和军事上享有崇高威望。他在听完对他们的判决后上前讲话。此刻听众鸦雀无声,但他没有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辩护,也没有揭露这一残酷决定的不公正,而是维护法官的判决,祈祷诸神不要因为法官判决不公而惩罚他们;他又把他和他的伙伴们为感谢显赫的命运女神而许的愿公布于众,怕因为没有还愿而使得诸神迁怒于雅典人民。尔后,狄奥默东没有再说多余的话,也没有讨价还价,步伐坚定地走上刑场。几年之后,命运女神对雅典人进行了同等的报复。雅典海军统帅卡布里亚斯在那克索斯岛上同斯巴达海军上将波利斯的战斗中曾占上风,可他为了避免蒙受上述不幸,竟将已经在望的胜利战果丧失殆尽:为了不抛下漂浮在海上的战友尸体,便让敌军从海上安全逃离并反过来收拾雅典人,使他们饱尝这种迷信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