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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 第十四章 对好坏的判断主要取决于我们的主观看法(第1页)

古希腊有一条格言说,人通常被对事物的看法,而不是被事物本身所困扰。假如大家都能不折不扣地把这句话当成真理,那么,人类的不幸就可得以缓解。因为,如果只凭我们的判断,坏事才进入我们的世界,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嗤之以鼻,或者把它们变为好事。假如事物受我们的支配,为什么我们不能加以利用,或者使之适应我们的利益?如果我们所谓的烦恼和痛苦并不出自事物本身,而来自我们的想象给予的特性,那么我们自己就能改变这种特性。如果选择权在我们手中,没有人强迫我们,那么,为什么要傻乎乎地自寻烦恼,使疾病、贫困和蔑视带上一种苦涩而丑恶的味道?我们完全可以使它们变得富有情趣;如果说机遇仅仅提供内容的话,那么形式可由我们赋予。然而,既然我们认为,所谓的坏事并不出自事物本身,至少,无论如何,应该由我们给予它们另一种味道,另一副面孔(因为这是一回事),我们就来看看这种说法是不是站得住脚。

如果我们担忧的事物可以擅自在我们身上安营扎寨,那它们也会在别人那里安家落户。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同一类的,都具备相同的想象和判断工具。但我们对这些事物的看法形形色色,这清楚地表明,事物进入我们的世界时已被我们的想法同化。偶尔有人接受了事物的真正状态,但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却为它们想象出一个新的截然相反的状态。

我们将死亡、贫困和痛苦当作我们的主要对手。

然而,一些人称死亡为最可怕的事物,殊不知另一些人却称之为人生痛苦的唯一港口,自然而杰出的支配者,人生自由的惟一依靠,医治百病的通用而高效的良药。正如有些人面对死亡胆战心惊,另一些人对死却比对生更泰然自若。

有人抱怨死亡来得太易:

死神啊!假若你能拒绝懦夫,

而只惩罚不怕死的人该多好[1]!

——卢卡努

暂且不谈这些值得炫耀的勇气。狄奥多罗斯[2]面对威胁他、要杀死他的利西马科斯[3],回答说:“你若有斑蝥[4]之力,就能击中。……”多数哲学家要么有目的地预防死亡,要么催促和帮助死亡早日来临。

我们看到,很多有名望的人,面对死亡(不是普通的死,而是夹杂着耻辱和怨愤,或出于顽强,或出于天真,显得从容不迫,神态自如,同平时相比毫无异样。此时,他们照样处理家事,求朋友帮忙,吟唱,说教,同百姓友好相处,甚至还开开玩笑,为朋友的健康干杯,就像苏格拉底那样。有一个人,被带往绞刑架还提出不要经过某某街,说是那里有个商人可能会来揪他的衣领,因为他有笔老账尚未偿还。还有个人则对刽子手说不要碰他的喉咙,以免他笑得浑身发抖,因为他怕痒痒。还有一个听到他的忏悔神甫向他保证,他死的那天将和天主共进晚餐,他笑着回答说:“要去你自己去吧,我守斋。”还有个人向刽子手要水喝,刽子手喝了再给他,他就说不愿意在他后面喝,怕染上梅毒。大家都听说过那位庇卡底人的故事,此人已上了绞刑架,人们给他带来一个姑娘,如果他想娶她,便可免于一死(我们的法律有时是允许的)。他将那姑娘打量了一会儿,发现她是瘸腿,便说:“快把我绑起来吧,她是瘸子。”听说在丹麦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有个人被判砍头,在断头台上,人们也向他提出同样的条件,也遭到了拒绝,因为送上来的那个姑娘,脸颊下垂,鼻子太尖。在图卢兹,有位仆人被指控为异教徒,他之所以信仰异教,是因为他的主人,一位与他同为阶下囚的年轻学生信仲异教,可是仆人宁死也不愿相信他的主人可能是错的。我们还可以读到阿拉斯城的故事:当路易十一攻克该城时,很多人宁可被吊死,也不愿喊:“国王万岁!”

在纳森克王国,至今教士的妻子在丈夫去世时,随死者一起活埋。其他女人则在她们丈夫的葬礼上活活烧死,此时,她们不仅表现得勇敢坚强,而且喜形于色。国王的遗体火化时,他所有的妻妾、嬖幸、各种官员、奴仆都兴高采烈地扑向烈火,对他们来说,能陪伴国王的遗体一起火化,是一种无上的光荣。

一些卑劣的小人物临死前也谈笑风生。有一个人,当刽子手推他时,大声喊道:“开船吧!”这是他的口头禅。还有一个被平放在壁炉旁的草褥上等死,医生问他哪里不舒服,他却回答:“在凳子和火之间。”教士来给他涂圣油,寻找他那因病而缩小了的双脚时,他说:“您可以在我的腿端找到它们。”有人劝他祈祷上帝保佑,他却问:“谁去哪里?”那人答道:“如果上帝愿意,马上就是您了。”他又说:“但愿是明天晚上。”那人继续道:“您还是祈求上帝保佑吧,您很快就要去了。”他接口说:“因此,最好是我自己把建议告诉他。”

在我们同米兰的最后一次战争中,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百姓难以忍受多舛的命运,决定一死了之。我听我父亲说,那时盛传有二十五位绅士一周之内自己结束了生命。这一事件与克桑西城的故事很相近,克桑西人被布鲁图[5]团团围困,男女老少都想以身许国,根本没有试图逃生,布鲁图只救下了极少一部分居民。

“荷拉斯兄弟之誓”——雅克-路易·大卫

任何观念都很顽强,会不惜一切地让人接受。希腊人出征时都要宣誓,直到米堤亚战争[6],一直坚持同样的誓言。这一精彩誓言的第一条是,宁愿以死换生,也不让波斯人的法律替代他们自己的法律。我们看到,在土耳其同希腊的战争中,多少人宁愿接受残酷的死亡,也不愿放弃割礼而改行洗礼。这是任何宗教都做得到的。

卡斯蒂利亚[7]王国的君主们曾把犹太人赶出了卡斯蒂利亚,葡萄牙国王让[8]允许犹太人逃往葡萄牙,但一个人要交八个埃居,并且要他们在某一天全部离开葡萄牙,还答应为他们提供船只把他们运往非洲,规定日期一过,不服从的犹太人就要变成奴隶。那天,为他们提供的船只不多,上船的人受到船员的粗暴虐待,除了各种侮辱外,船员们还设法在海上耽搁,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后退,使得犹太人吃完所带的食品,被迫向船员买吃的,价格昂贵,时间又久,等他们到岸时,身上除了衬衣便一无所有了。这一非人待遇的消息传到尚未动身的犹太人那里,他们大部分都宁可为奴隶,只有很少人改信宗教。埃马纽埃尔[9]继承王位以后,首先让犹太人恢复自由,但后来又改变主意,要犹太人于限定时间离开葡萄牙,并指定三个港口让他们通行。据近代最杰出的拉丁史学家,大主教奥佐里奥称,新国王未能使犹太人皈依基督教,于是希望通过恢复他们自由来达到这个目的;再者,他认为,那些犹太人不会愿意像他们的同胞那样,遭海员的掠夺抢劫,也很难背离他们过惯了富裕生活的国家,而投奔人地生疏的异国他乡。可是,国王看到希望落空,犹太人个个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流亡,就决定关闭其中两个许诺的港口,以便路途的漫长和不便会使有些人改变主意,或者,为了把他们集中在一个地方,屠杀起来更加方便。他早已有这个打算了。于是,国王下令将十四岁以下的犹太儿童统统从他们父母身边夺走,送到看不见和接触不到父母的地方,让他们接受基督教教育。据说这一做法造成了可怕的景象,父子亲情以及对古老宗教信仰的热忱,都促使他们同这个强制性敕令抵抗到底:到处可见父母自杀身亡,更惨的是,有些父母出于对孩子的爱怜,将他们投入水井,以逃避敕令的蹂躏。此外,规定的期限一满,由于别无他法,犹太人又重新沦为奴隶。但也有几个人皈依了基督教。至今一百年过去了,对于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或者说,对于犹太种族,表示相信的葡萄牙人为数不多,尽管习惯与时间比任何约束更有威力。“历史上多次看到,宁死不屈的何止将领,甚至是整个部队[10]。”

我有一位挚友,一心寻求死亡,这个念头他已深思熟虑,并在他心中深深扎根,我无法使他打消。一旦戴着神圣光环的死亡降临,他就毫无理性地、如饥似渴地奔过去。

当今有些人,甚至是孩子,就为了一点点挫折,便自杀了。关于这一点,有位古人说,如果连胆小鬼都选择的避难处也害怕,那么还有什么不怕的呢?在更加快乐的年代里,不分性别,地位和宗派,有耐心等死者,也有自愿寻死者,那些寻死的人或是为了逃避生活的艰辛,也有人是因为生活过于称心如意,还有的希望到另一个世界寻觅更好的生存条件,这些人比比皆是,数不胜数,这里,我不可能一一列举。事实上,把贪生怕死者列一个清单,做来恐怕更为方便。

现在只谈论下面一件事。一天,哲学家皮浪[11]在船上,恰遇大风暴,看到周围人惊慌失措,便以一头也在船上却对暴风雨无忧无虑的小猪为例,鼓励那些人不必害怕。既然我们为有理性而由衷高兴,多亏理性我们才自认为可以主宰和君临他人,那么,我们能不能大胆地说,我们身上的理性是为了我们的苦恼而存在的呢?既然知道实情会使我们心绪不宁,坐立不安,使我们的处境还不如那头小猪,而不了解实况,我们反而心境恬静,那么,了解真相有什么用呢?人有智慧,是为了谋取最大的利益,难道我们要把智慧用来毁灭自身,与事物的普遍规律相抗衡吗?而事物的规律不就是要每个人尽自己所能来谋取自己的利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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