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安邦看了石亚南一眼,“还说呢!在这种场合,当着这么多同志的面说裴书记唯上,在我们汉江省怕也只有你敢,我看你这个市委书记是不想干了吧!”
石亚南认真了,“赵省长,如果省委有这个意思,我现在就可以辞职,让你和裴书记向上做出交待!可我的本意还想挺一挺,不是为了这顶破乌纱帽,是为了把善后工作做好,就是裴书记说的,哪怕离开文山,也不能留下个烂摊子!”
赵安邦严肃起来,“这就对了嘛!亚南同志,那我也坦诚地告诉你,裴书记和我,还有省委,没有让你或哪个同志辞职的意思,更没有牺牲哪几个同志向上交待之说!裴书记要我代表他,借这个吃饭的机会进一步做做你们的工作,让你们不要再犯糊涂!你们现在心里不服嘛,不但老裴看出来了,我也看出来了!”
方正刚插了上来,“赵省长,看您说的!我们服了,服了,还是喝酒吧!”
赵安邦根本不信,讥讽问:“正刚同志,你是被说服了,还是被压服了?”
方正刚尽量做出诚恳的样子,“当然是被说服了,真的,我们很受震动!”
石亚南手一挥,“正刚,你就说你自己,别说我!我是被压得不敢不服!”
方正刚吓了一跳,觉得石亚南今天有点不可思议,已经在会上得罪了老领导裴一弘,现在又要得罪赵安邦了。中国的事是你服不服的吗?谁的权大谁的嘴就大,你不服不行啊!这位一向沉稳的搭档是怎么了?像变了个人似的。如果不是装疯卖傻,那就只有一个可能:她是打定主意拼命了。不过倒也值得一拼哩,新区一百六十多亿扔到水里,他们班子的责任就太大了,将成为文山历史上的罪人。
不料,赵安邦倒没计较,“好,亚南同志,那我希望你说实话,说心里话!”指了指他,又说,“还有你,正刚同志,你也别演戏,想说啥就说啥,交交心!”
石亚南想都没想,马上说了起来,“赵省长,文山钢铁立市的总体规划是在宏观调控前确定的,是得到您和省委赞同认可的,这是不是基本事实?当然,嗣后碰上了调控,我们没有及时调整规划,而且为了新区项目的正常上马,确实也违了点规,在项目审批上搞了分拆,也许还有其他一些类似问题。但是,文山毕竟正在崛起啊。新区在建的这些钢铁项目,产出比大,关联度大,带动性大,是重中之重。只要你们省里能顶一顶,拖一拖,让我们咬牙挺过这一关,三年之后新区的投资贷款就可以全部收回,GDP将增加二百多个亿,日子就好过多了!”
赵安邦说:“但是,汉江不只你一个文山啊,还要看全国全省一盘棋嘛!”
石亚南道:“当然要看全国一盘棋,可这是不是也有个视觉问题?是从下往上看呢,还是从上往下看?我的位置决定了只能从下往上看。自从做了文山市委书记,我一直告诫自己,也和正刚交心谈过,必须尽快把欠发达的文山搞上去!”
方正刚的情绪不禁被石亚南调动起来了,也借着酒意说起了心里话,“赵省长,这也是我的想法。把文山作为我省北部的发动机,不是您和省里的规划定位吗?作为传统的能源和重工业城市,我们除了煤炭和钢铁还能搞啥?于华北副书记和我谈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文山的定位一直不太准确,这次才找准了。没想到,刚找准了定位,宏观调控就来了。可调控毕竟是暂时的,发展才是永恒的主题,尤其是一个八百多万人口的欠发达地区的长远发展。赵省长,您说呢?”
赵安邦显然受到了某种触动,叹息说:“是啊,是啊!你们说的是事实,所以,文山的问题不能说全都是你们的责任,省里也有责任,我这个省长的责任就不小。平心而论,你们搞的那一套我心里不是没点数,我当年主持宁川工作时干过违规的事,老裴在平州做市委书记时好像也这么干过!我也好,老裴也好,对你们想把文山尽快搞上去的心情是能够理解的,这一点请你们不要误解……”
石亚南眼睛亮了,“赵省长,既然您和裴书记能理解,就得手下留情嘛!”
赵安邦却摇起了头,“但是,中国的事情是复杂的,是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包括我和老裴的意志。你们也知道调控是暂时的嘛,就要顾全大局!”
方正刚说:“就算调控也应该是市场调控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再用过去的行政手段调控了,尤其是对民营经济。资本是敏感的,当钢铁不能带来利润时,谁还会盲目大上钢铁项目啊?文山那些银行行长和吴亚洲他们不是傻瓜!”
赵安邦摆摆手,“正刚,别说了,还方克思呢!我问你:除了市场调控,就没有其他调控形式了吗?就是成熟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也没这么绝对嘛!任何国家对经济都必须在宏观上有所把握,美国的格里斯潘承当的就是这种角色!”
方正刚争辩说:“不错,格里斯潘打个喷嚏华尔街就感冒,但人家格老先生决不会对华尔街上的任何一个具体公司和任何一个公司项目发表任何意见!”
赵安邦有些不耐烦了,“美国是美国,中国是中国!会上老裴不是向大家传达了吗?国务院领导说得很清楚了:一定要有科学的发展观,一定要控制投资规模和速度,不能造成资源浪费。这就有个总量控制问题嘛,你们就不要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