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后记（第1页）

我们的讨论，看似偏离所谓“关于女性的常识”太远。我意识到，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女性，绝不是本书中的形象。人们通常更习惯于把女人看成情绪的动物，并且无法像男人一样游刃有余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自然，“女性主义”也因此充满了过多的非理性诉求。或许，这种状况并非自发形成，而恰恰是由于鼓吹“自由”理念的西方社会自己强加得来的。对于每个人来说，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这都是个焦点话题。譬如在伦敦，谈论女性所要求的平等，就是一项挑战，尽管人们很容易就给出肯定的答复。一份署名为“西伦敦标志”的来信寄给了当地的《都市日报》，上面说“我实在想知道女权主义到底在说什么，如果不是非要有这样一个称呼，她们完全可以称呼这种要求为‘女性平等’”。写这封信的人进一步补充道，“也许，人们只是不愿意为这样看上去简单的概念来背书，才草草表示自己的支持。”他提出的这种不安，并非女权主义的本意，却成了当下现实里的氛围。《都市日报》则为这封来信拟订了“女权主义以其他名义出现是一份值得庆祝的事业”。

正如刚刚我们被告知的，女性主义应当戴上面具，假装成别的事情（即“其他名义下的女权主义”）。“玫瑰不叫玫瑰，依然芳香如故。”如果这句著名的谚语可以在此得到所谓佐证，那也许仍是件未被察觉的行为——女性主义的“芬芳”尚未得到承认。另一句可以引用在这里的谚语是“爱是不可名状之物”，这是一种微妙的，但也不那么微妙的同性之恋的暗示。以女同性恋的缘由来拒斥女性主义，像是说“那一群同性恋”，正是反女权主义者的另一种策略。女权主义令许多男人们——其实不只是男人，感到沮丧。它煽动了事物的纷扰，动摇了我们的心灵。像是一个丑陋的斑点、血浸透的纸张、班柯的筵席[1]。就好像女权主义成了人们生活中极端难处理状况的代表：它代表了隐秘的心灵、身体、暴力、性爱与死亡。它总会唤醒这些词汇一同出场（就像是语义学上的“姐妹关系”）。不像是“女性平等”，女权主义让女性的温柔与本性相结合，尤其是后者，暗示了一种动物性的基本文明，而这种文明又恰恰是西方文明宣称意欲提供保护的。由于女性主义在女性生存权利上的不知悔改，她们在这一问题上便与男性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以至于进一步激化成了政治性的危险运动。但女性主义和女性自身一样，始终被以非理性的眼光看待。它似乎意味着一种教条与力量的双重灌输，同时肩负起抢掠世界、造成不安、夸大女性遭受的暴力的任务。人们始终坚持的是现行的角色分配是有效的。倘若不是，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变得疯狂而失序，任何人都可以去探看和观察：从性生活的角度来看，许多非理性的生活中，那些非理性的人，仍然会遵循上个世纪保留下来的疯狂可笑的习惯。但我们今天仍承受这些本可不必承受的伤痛。因此女性主义应当提醒人们关于世界的无理性判断。但在本书中，这些女人同样还在坚持，并尝试去一一回应所谓正统社会的质疑与问询，而她们同样可能遭受欺骗，蒙受危险。

只需随意找来一张报纸，我们便不难目睹这个世界对女性的苛刻——2013年7月的解放广场，响应革命号召上街游行的女孩们，却遭到武装人员的包围和强奸。在强奸她们之前，暴徒让她们围成了一个圈，然后剥去了她们的衣服。和许多性暴力一样，羞辱才是真正的目标（针对女性的暴力尽管被明令禁止，但却是必须要做的事）。女人们称之为“地狱之环”。治安维持会的救援者，带着刀与火焰喷射器，轮奸了他们被要求保护的对象。一个伊朗女人，完成了身着全副伊斯兰服装泅渡里海的壮举，只是因为作为一个伊斯兰女人，她不能公开露出属于自己的身体。在稍早被禁止的公开水域项目里，她还遭到了巡警的驱逐。这看起来是女性因为自己的身体遭到了惩罚，实则是她本身的存在便意味着一种冒犯。在同一个版面上，两个沙特阿拉伯妇女面临牢狱之灾，因为一个加拿大裔妇女被囚禁在自己的家里，她向她们求助，而她们只是为她和她的孩子们投递了食物。判决声称她们的罪过是“未经丈夫许可，擅自帮助他的妻子”。这两名女子先前都曾被卷入到女权相关的事件中，其中的一个违抗法令公开驾车，还将视频上传到了视频网站上（之所以禁止女性开车，是因为当地普遍认为开车会损害女性的子宫，而作为回应，她发起了“女性驾车日”的活动）。

在同一个星期，有两个从事出版业的英国女孩被报道离职。她们中的一个是自愿的，而另一个似乎是受到了排挤。稍早的时候，WH史密斯公司的女老板下台，而六个月前，培生集团与企鹅公司里发生了同样的事。这些女人都是被男人取代的。而在相邻的版面上，报道称伟大的女性社会活动家伊丽莎白·弗莱伊（ElizabethFry）在5英镑纸币上的位置，将被温斯顿·丘吉尔取代。而在抗议之后，相关部门则在另一张纸币上妥协，宣布10英镑上的人像将更换成简·奥斯汀。这看似是女权运动的一次胜利，但其实是卡洛琳·克里亚多·佩雷兹（CarolineCriado-Perez）通过并不光彩的示威要挟才得以实现的。英国版《VOGUE》的前编辑科斯蒂·克莱门茨（KirstieClem-ents）曾将女性的身体比作今天时尚的机器。女孩子们时常要在自己的胸部“大做文章”。而高跟鞋则让她们显得纤细，却有些站立不稳。一个看起来奄奄一息的模特，俯卧在喷泉旁，留下了最后一张人们称之为时尚的摄影。归根结底，她们只是一道供男人欣赏的风景。

这些故事是不同的，虽然在它们发生的这些年里，你都可以从每周的新闻中选出相似的故事来替代。关于5英镑纸币和出版业女孩们的退场，可以视为对女权主义运动自以为成功的反驳（在职场这种例子正在增加）。但因为要去回应发生在解放广场或沙特阿拉伯的可怕事件，我们必须坚持在西方，女人们是要更加自由的，所以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国家才不会发生。就在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关于年轻女孩的性虐丑闻报道，在英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某些邪恶正在不断滋生。吉米·萨维尔[2]（JimmySavile）事件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我们知道，他不过是充满虐待、暴力、欺侮、忽视与忍耐的娱乐文化版图中的一块，尽管他古怪的举止会让人们把事件归结成一个疯子的作为。当萨维尔的事情败露时，上百个受害者站了出来，只有在此时她们才肯说出自己曾经遭受的一切（即使一些女人的证词由于时日过久并未成为呈堂证供，但创伤与讲述之间的精神分析仍然是十分棘手的课题）。2013年春天和夏天，在英国和美国，有关未成年少女被虐待的新闻同时覆盖了很多报纸的版面，这是我们很难无视的事情。在威尔士，五岁的小女孩艾波尔·琼斯（ApirlJones）被她的邻居马克·布里杰（MarkBridger）谋杀。而在英国，十二岁的蒂亚·夏普（TiaSharp）则死于外祖母的朋友斯图尔特·黑兹尔（StuartHazell）之手。对此我们务必要当心。这些故事无疑是令人痛心的。2007年的联合国妇女代表大会上，一项统计数据显示，超半数的劳动妇女并没能享有合法权益。而相同比例的女性也无法在家庭暴力中得到有效庇护，性犯罪更成了现代社会最显著的暴力行为。在2013年的国际妇女节上，包括人权律师海伦娜·肯尼迪、菲利普·桑兹，以及歌手安妮·兰尼克斯在内的五十位代表，联名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封发布在英国《卫报》上的公开信声明，“从十五岁到四十四岁的女性，她们的生命由于暴力侵犯、家庭暴力所遭受的威胁，要远超疾病、车祸及战争。”

一年之后，2014年4月，家庭暴力、破坏女性生殖器和强奸被当成战争的武器——现在被称为犯罪战争，跃入公众视线中。十七岁的女学生法赫玛·默罕默德在公众面前说出了女性割礼的真相，并受到了英国政府的关注，联合国秘书长也亲自聆听了她的演说。而在阿富汗，在上学途中被塔利班分子流弹击中的女孩马拉拉·尤萨夫扎伊则向全世界表明，如果可以坚持为女性实现她们受教育的权利（“使她们成为人”，有人这样概括），那些压迫她们的暴力终有一天可以完全解脱。但这些可怕的事情并不能被等量齐观。而无论是将它们进行归纳还是区分，我们都应当有一套稳定的手段使其中的罪恶得到清算。我们也可以只是期望政策可以得到改变，在英国可以有治安措施来针对家庭暴力，有教育手段规避割礼的发生，由国际法庭来清算战争期间发生的强奸行为。但事实上，这些由女性讲述的事件，绝大多数还是被忽略和隐藏起来了。但即便如此，这也是值得被记录的。在本书中我们不止一次提到的女性，例如罗莎·卢森堡，对自己所介入的公共领域始终不曾放弃怀有憎恨。这或多或少无关于她们所谈论的内容（虽然成为一个革命者并无益于得到救赎）。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死去的女孩，也会遭到恶意的揣测（莎菲莉亚事件）。而其他的女孩，像法蒂玛·萨西达，在介入公共类领域时要承受的风险显而易见。我们可以说，像法赫玛和马拉拉这样的女孩，她们遵循的是这样一条道路：她们不只是说出了世界不希望从女人口中听到的话，她们还大胆地以不怀任何歉意的表现，向世界说出了真相。

可女人对于说出这个病态世界的真相，终究拥有自己的义务。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女权主义者来说，我们应当反对对男性世界的丑化，也不应过分谴责包括女性在内的这个社会，使它的基本框架摇摇欲坠。我们应当假定，男人永远是男人，那些睾丸素作祟的行为，尽管千百年来始终被争论不休，但终究是他们为何并且始终会呈现的状态。这是最基本的事实，即使女权主义的任务真正得以完成，男人和女人最理想的状态，仍是各司其职。波伏娃已经指出，女性并非天生，而是后天塑造成的。她使得性别认知进入了社会文化领域，成为一种需要男性许可的身份。这似乎是一种十分古怪的场景：男人是“纯生物”的，而女人却是“纯文化”的。这展示了一种陈词滥调：女性是肉体的王国，无限趋近于自然，而男性则是外化的世界，是公共的核心，是社会的生命所在。这在当下处于经济低迷期的英国，得到了毫无遮拦的回应。可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这无疑只是个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