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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难(第1页)

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是诺贝尔奖的有力竞争者,遗憾败在莱辛手下,令押宝在他身上的人扼腕。在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文版里,奥兹写了一篇很不错的序言。他讲自己的父亲可以读十六种语言,讲十一种语言,母亲会讲五六种语言,可他在童年时代与父母之间却缺乏对话。没有谈论过感情,也没有谈论过记忆和痛苦,梦想和梦想的破灭。

在一个家庭的成员之间对话竟如此之难,好像出人意料,其实却是情理之中。回想自己青少年时期的家庭关系,所谓对话恐怕更为稀有。

有一本《僧侣和哲学家》,也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对话。法国人马修·李卡德(MatthieuRicard)是一个藏传佛教的僧侣,在尼泊尔隐修。1996年,他和他的哲学家父亲在加德满都的一家客栈里进行了一番对话。那是在白夜酒吧聊到嬉皮士、大麻和宗教时,翟永明向我推荐的一本书。在美国的时候,她意外从楼梯上摔下来伤得不轻,躺在床上无法动弹。朋友在她的床边放了一些书。她就这样打着石膏,以一个固定的姿势读完了《僧侣和哲学家》。她觉得若没有那次受伤,恐怕很难碰见那本书,这简直是一种缘分。她还提到翻译者正是赖声川,译笔极好。

其实大陆也有此书的简体字译本,名为《和尚与哲学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翻译者是陆元昶。可惜的是,我翻阅了此书,就更想读到赖声川的译本。陆先生的翻译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差,只是有些硬,有些“隔”。一对身份极其特殊的父子,要理解他们之间的对话,读者或译者得自己参与到对话里可能才能得其神韵。前不久一个朋友要去台湾游玩,问我需要买什么。我第一反应就是要她帮我找找《僧侣和哲学家》。她来去仓促,还是顶着台风去了诚品书店,结果失望而归。后来我在翟永明那里借到了。

对话本是一种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交流方式,可惜现代人有意无意忽视了它。我记得国内有一本很有名的杂志叫《演讲与口才》。在那本杂志以及某种古怪思路的指引下,我们都成了自信而浅薄的辩才。一段时间,打开电视到处都能看见各种辩论会,以至于和人谈话张口就是:“对方辩友……”现在想来,那不是对话,也不算真正的辩论。

对话之难在伽达默尔与德里达之间体现得最具意味。关于“理解”,阐释学与解构论进行了一场“不可能的对话”(《德法之争》,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这样的对话虽然困难,却又魔力非凡。因而毫不妨碍数年之后80多岁的伽达默尔继续向德里达发出对话的邀请:“那个让我关心解构论的人,那个固执于差异的人,他站在对话的开端,而不是在对话的终点。”

奥兹在小说序言中强调,“对话尚未结束,万万不能结束。”联想到伽达默尔对德里达说的那段话,仿佛能听到一种召唤,隆隆如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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