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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崩 溃（第1页）

我从未想过失去宝宝3我仍拒绝称它为胚胎3的感受竟是如此锥心刺骨，如此悲痛难耐。我每天早上都会想起我躺在手术台上，一个橡胶面罩先是悬垂在我面前，然后罩住我的脸使我透不过气，把我推进黑暗的深渊，直到我返回耶路撒冷与家人团聚之后仍无法逃出。说来古怪，我对活生生的家人不再感兴趣，我只想全心哀悼与我无缘的宝宝。我带着健健康康的孩子们去学校、去音乐班、去生日派对，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便如此机械般地生活。出院前我的英国医生对我说，当我有了家人与孩子的陪伴后便会逐渐找回生活步调，会学会珍惜我所拥有的一切，不再执着于失去了什么。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的家庭未能提供任何慰藉，我日日夜夜只想着我未能诞下的孩子。

里欧从英国带我回来没几天后就安排了一场晚餐派对，但从采买、做菜、摆设餐桌到接待宾客都是我一手包办。甚至当宾客热烈讨论以色列最近以“铸铅行动（OperationCastLead）”为代号对加沙发动攻击时，尽管我对此议题毫无兴趣，仍微笑试图佯装投入。

如我所料，里欧并不想多谈那毒害我、令我失去求生欲望的哀痛。他说我是在“忧伤中打滚”。我但愿他能更勇于表达内心的痛苦，或许他不像我伤得如此之重，但我确定他一定也感到怅然若失。因为就在最后一次带来噩耗的扫描之前，里欧前去迪拜开会，他在当地逛了一家英国婴幼服饰品牌“Mothercare”的专卖店，买了一件上面写着LITTLEMISCHIEF（小淘气）字样的黄色围兜回来，此外还买了腿部清凉凝胶给我。他想必也是渐渐对这个即将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改变投入了感情，我们两人都默默相信这个宝宝将会把我们绑在一起。我们认为这是前阵子一连串好运的一部分：从新纪录片一直到里欧离开美国智囊团重返新闻界，就连孩子们也因为我们决定再度同住而感到更有安全感。

在酒精催化下大家渐渐累了，派对气氛很快便不似初始那般热络。即便是喝了西瓜伏特加之后，饭桌上的话题仍离不开中东政治。这是我们搬来此地后第二次碰上加沙发生战争。无论是口齿不清还是神志清醒的宾客，都专心针对处于上风的伊斯兰政党哈马斯是否该遭到国际制裁一事交换正反意见。宾客们边讨论边享用奶酪盘与罂粟籽蛋糕，越来越多客人都偏向赞成抵制哈马斯。里欧在耶路撒冷是众所周知的“哈马斯派”，他再次重申他的立场，表示国际社会应该给哈马斯这个伊斯兰政党一次当政治国的机会。“既然要谈民主，那就不可以剥夺一个民选政府的统治权。”自从哈马斯在两年前赢得巴勒斯坦国会选举之后，这句话我们已听了至少上千次吧？我虚弱而满怀挫败地打了个呵欠，我只盼这个派对能尽早结束，让我得以回到我的孤独世界里独自哀悼与我无缘的宝宝。

一位戴着圆框眼镜，镜片之下藏着锐利目光的红发男子操着一口北欧腔说道，除非哈马斯先改变其政治立场愿意承认以色列，否则无论如何哈马斯都不该获得任何国际援助。

“一定要给他们一次机会。”里欧重申他先前的观点。他说这是哈马斯首次获得执政权。哈马斯已经不只是一种反对运动，他们的政治宣言不过是一种常见的手段，用来遏止好几百万巴勒斯坦人心中的仇恨，这些人要么沦为难民，要么被驱逐出境，他们被以色列错综复杂的种族隔离政策剥夺返乡的权利。哈马斯激进的政治立场不过是个手段，他们其实很乐意与世界对话。

餐桌上各方意见不断，热烈地激荡出许多想法。除了谈论哈马斯之外，晚餐宾客们还互相巴结奉承，或为了工作上各种高低起伏相互致歉。说穿了还不就是想彼此拉拢关系，建立人脉，世间万物本皆是如此短暂。

约莫凌晨两点，最后一位宾客终于离去，我对里欧说道：“为什么这些人开口闭口都是这里的政治，难道这里没有文学，没有艺术与音乐吗？你可以想象在伦敦参加一场晚宴，结果席间所有人都只顾着聊前英国首相布莱尔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要做什么吗？”

“我很肯定这里有艺术也有书，那些人可能还是重度读者。但是我必须确定这些人都确实从国际角度掌握巴以最新政治形势，这是我的工作！我需要知道巴以双方都跟这些国外调停者说了些什么，别老这么愤世嫉俗。”

“就算你不打算安慰我的忧伤，也至少聊点我有兴趣的事情吧。”我对他说，“但今天晚上我两者都没得到。我现在非常需要自己的空间，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参加这场派对？”

我很确定里欧知道我内心所承受的一切，但他回避任何相关话题。他甚至回避我，回避我的情绪。他说我过度沉溺于悲伤之中，他说全世界每四位女性就有一位曾经历过类似情绪。又来了，又是数据。我已厌倦听到数据分析，厌倦听到有人告诉我该如何处理我的哀痛，而像我这样的例子又该感到多悲伤才算适量。生活并不是由数据构成的。“你面对生活的反应太剧烈了，面对这么强烈的情绪会让我觉得无力。”里欧写了一封简短的电子邮件给我，因为他没办法亲口对我说。他建议我去找一位心理咨询师谈谈我的痛楚，但我谁都不要，我只希望里欧能握住我的手。世上唯有他能抚慰我，我只想听见他亲口安慰我。他愈是回避，我就愈是渴望。我再次陷入过去的模式里，不停企盼着不可能实现的期望成真。

在这段令人迷惘的时期之中，我们又搬家了。我们搬去那赫罗，距离里欧先前的住处不远。那栋屋子挑高、空气流通、采光良好。那是一栋狭窄的红石建筑，附有三处宽广的露台，其中一处在前，另外两处在后。我们住的是那栋建筑最上面的两层楼，一楼则是马哈耐·耶胡达市场的一部分。前露台就位于一楼正上方，每天还不到黎明时分楼下就会传来噪声。一楼屋主不止一次讨论到万一有人趁着市场入口两名警卫坐下来吃中东蔬菜球，或在经过一天漫长工作打起瞌睡之时在入口放下炸弹怎么办。过去在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这个市场曾数度成为恐怖分子的攻击目标。楼下住户想象到时候整条街的房子，包括他们的露台都会布满鲜血与尸块。

基兰与玛亚长得很快。基兰已近十五岁，他有自己的世界与朋友，他还有自己的音乐、演唱会与打鼓课。玛亚深受其苦。基兰不断将她拒于他的青少年世界门外，在他的世界里，他的小妹妹只会是个拖油瓶。里欧忙着采访铸铅行动，而我则继续身陷愁云惨雾之中。玛亚会一个人坐在窗边盯着市场看上好长一段时间，当她觉得无聊时就会跑去烦基兰，但总会被他赶出房间。就在这段期间内，她被迫学会安静地独处。她过去总静不下来。这些日子她会一个人在房里画画，当她开口时，说起话来也像若有所思，有时甚至条理分明，不像过去那样胡言乱语地追问身边一切事物。有一天我放她一个人在家，自己跑去市场买点东西，她站在窗边对着我挥手道别。当我采购完毕准备要回家时，发现她还站在窗边，同样对着我挥挥手。我穿越隔开市场与我们家的那条狭窄的阿格里帕斯街，爬上楼梯进到客厅。

她皱着眉走出来，对我说：“我很担心你。”

“为什么？”

“市场人很多，我在找炸弹客在哪里。”

“什么？”

“我常常坐在窗户旁边想找出炸弹客。”

“什么意思？”我近来昏沉已久的心突然心跳加速。

“就是炸弹啊，如果真的发生了，会发生在人多的地方不是吗？爸爸说现在因为加沙又在打仗，所以坐公交车不安全，我想那你去市场也不安全。我知道是因为这样所以你才把我留在家，没有带我一起去，可是我不想失去我的妈妈。”

我决定不理她，像她这样坚决认定人多的地方就会有自杀炸弹客已是一种病态行为，我得遏止她才行。

“我们很幸运，我们不用搭公交车上学。”她说完又站回窗户前。

是的，我们的确很幸运，两个孩子的学校距离我们家都不到十分钟路程。当我看着玛亚走回她的房间，我想要告诉她我不希望她继续站在窗前。如果真有炸弹，那威力势必会波及她，把窗户玻璃炸个粉碎，因为她的房间就在房子前端，面朝市场。我不知道该如何对她解释这一切，同时又不至使她起疑并因而衍生更多疑问。这很棘手，但我必须一试。相较之下，向基兰解释就显得容易得多，因为他较为年长，行事也较谨慎，但是我仍然不确定我说的这些话他到底能听进去多少。我要他战争期间不要跟朋友去咖啡店，也不要去市中心青少年聚集的班耶胡达街行人徒步区闲晃。无论我说什么他都会点头，但很有可能我的话全成了耳边风。基兰童年时是个无拘无束的孩子，但现在他成了一个神神秘秘的男孩，几乎不对我或里欧打开心房。我时常因为无法与他沟通而觉得自己是个不称职的母亲，但此刻我实在没有精力找出亲近他的方式。他成长得太快了，我已跟不上他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