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奶奶死后二十年间的甜蜜岁月中,从他七十七岁起到生命的终结,有许许多多浪漫故事。他会隔三岔五和这个或那个女朋友到太巴列某家旅舍,盖戴拉的某家客房,或是纳塔尼亚海边的“假日圣地”住上几天。(“假日圣地”一词,显然是爷爷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某个短语,暗示着契诃夫笔下克里米亚海岸的夏日别墅。)有一两次,我看见他和某女士手挽着手,走在阿格里帕或者是贝茨阿勒尔大街,我没有走上前去。他既没有刻意向我们掩饰自己的风流韵事,也不大吹大擂。他从来没带女朋友来我们家里,或是把她们介绍给我们,他很少提及她们。但有时,他爱得像十几岁孩子那样可笑,眼神扑朔迷离,喃喃自语,嘴唇上挂着心不在焉的微笑。有时他把脸一沉,孩子般的粉红从脸上消失,像阴沉的秋日,他会愤怒地站在房间里,一件接一件地熨烫衬衫,甚至熨烫内衣,拿着一个小瓶子冲自己喷洒香水,偶尔他会用俄语半严厉半温柔地自言自语,要么就是哼唱某个悲戚的乌克兰小调,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出,大概某扇门冲他关闭了,或者截然相反,像那次去美国的奇妙旅行一样,他又一次陷于同时爱上两人的极度痛苦之中。
八十九岁那年,他有一次竟向我们宣布,他正想着做一两天“重要的旅行”,我们绝对不会担心。但是一星期后他还没有回来,我们忧心忡忡。他去哪儿了?他怎么没有打电话?倘若出事,但愿不要这样,可怎么办?毕竟,他是那把年纪的人了……
我们感到极度不安,我们应该让警察介入吗?要是他正躺在某家医院里,但愿不要这样,或是遇到了什么麻烦,要是我们没有照顾他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另一方面,要是我们打电话通知警察,而他安安全全健健康康地回来了,我们怎么能够面对他火山爆发般的愤怒?我们犹豫了一天一夜后决定,要是爷爷星期五下午不回来,我们就得给警察打电话。别无选择。
他在星期五下午出现,比最后期限提前了半个小时,粉嘟嘟的脸上挂着满足,人非常幽默、有趣、热情,像个小孩子。
“你去哪儿了,爷爷?”
“咳,那什么,我旅游去了。”
“可是你说只去两三天。”
“我说了。可说了又怎么样?咳,我和赫尔斯考维茨太太一起去的,我们在那里很开心,没有意识到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
“可是你去了哪里?”
“我说过了,我们去散了散心。我们找到了一家很棒的家庭旅馆,一家非常文化气的旅馆,像瑞士的家庭旅馆。”
“家庭旅馆?在哪儿?”
“在拉马特甘那边山上。”
“你至少能给我们打个电话吧?我们就用不着为你担心了。”
“我们在房间里没找到电话。咳,那什么,那家家庭旅馆有很棒的文化气息!”
“但是你可以用公共电话给我们打吧?我把自己的代币都给你了。”
“代币,代币,咳,代币是什么玩意?”
“打公用电话的代币。”
“噢,你那些金属代币。在这儿呢,咳,拿去吧,尿床的小家伙,把你的金属代币连同它们中间的窟窿一起拿走,只是要数一数。永远不要不仔细清点就接受别人的东西。”
“可是你干吗不用呢?”
“金属代币?咳,那什么,我不相信金属代币。”
他九十三岁那年,我父亲已经去世三年了,爷爷认定,和我进行坦诚交谈的时刻已经来临。他把我召唤到他的小屋,关上窗子,锁上房门,庄严而正式地坐在他的书桌旁,示意我坐到书桌另一侧,面对着他。他没有叫我“尿床的小家伙”,他双腿交叉,双手托着下颚,沉吟片刻说:
“是我们该说说女人的时候了。”
他立刻又解释说:
“咳。是一般意义上的女人。”
(我那时三十六岁,我已经结婚有十五年之久,有两个十多岁的女儿。)爷爷叹了口气,手捂嘴轻轻咳嗽了一下,正正领带,清了两下嗓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