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来了。唱什么好呢?就是那些有爱国内容的鼓词,也太老了,不合现代观众的胃口。宝庆顺口哼了一两段,都不合适,不行。秀莲也有同感。她近来唱的尽是些谈情说爱的词儿。她试了试那些忠君报国的,很不是味。谈情说爱的呢,又不能拿来做宣传。
宝庆开始排练。他先念上一句鼓词,然后用一只手在琴上弹几下,和着唱唱。有些字实在念不上来,就连蒙带唬,找个合辙押韵的词补上。每找到一个合适的词儿,就直乐:“嗬!有了!”
在屋子旮旯里睡着了的窝囊废,让宝庆给吵醒了。他从床上坐起,揉着眼,瞅着兄弟的秃脑门在闪闪的油灯下发亮。“干吗不睡呀,兄弟?”他挺不满意,“够热的了,还点灯!”
宝庆说,他正在琢磨《抗金兵》那段书,准备表一表梁红玉擂鼓战金兵的故事,鼓动大家抗日的心劲。
窝囊废又躺下了。“我还以为你打蚊子呢,劈里啪啦的。”宝庆还在拨琴,心里琢磨着词儿,主意一来,就乐得直咧嘴。
“秀莲唱什么呢?”窝囊废问。
“还没想好呢,”宝庆答道,“不好办。”
窝囊废又坐了起来。他清了清嗓子,很严肃地说,“你们俩为难的是不识几个字。她要是能识文断字,找段为国捐躯的鼓词唱唱,还有什么犯难的。”他下了床,“来,我来念给你听。你知道我有学问。”
宝庆奇怪了,看着他。“您认那俩字也不比我多呀!”
窝囊废受了委屈。“怎么不比你多?用得着的字我都认识。好好听着,我来念。”
兄弟俩哼起鼓词来了。窝囊废念一句,宝庆念一句,哥儿俩都很高兴。很快就练熟了一个段子。窗纸发白的时候,窝囊废主张睡觉,宝庆同意了,可是他睡不着。他又想起了一件揪心的事。琴珠要是不干,那小刘也就不会来弹弦子了。
“大哥,”他问:“您给弹弹弦子怎么样?”
“我?”窝囊废应着,“我——图什么呢?”
“为了爱国,也给自个儿增光,”宝庆说得很快,“咱们的名字会用大黑体字登在报上。明白吗?会管咱们叫‘先生’。秀莲小姐,方宝庆先生。您准保喜欢。”
没人答碴,只听得一阵鼾声。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宝庆醒来一看,那把一向放在屋角里的三弦不见了。他跳下了床。怎么,丢了!没了这个宝贝,可就算玩完了。他用手揉着秃脑门,难过地叫起来。倒霉,真倒霉。宝贝三弦呀,丢了!他一抬头,看见窝囊废的床空了——他笑了起来。
他急忙出了旅馆,往小河边跑。他知道窝囊废喜欢坐在水边。他一下子就找到了窝囊废。他坐在一块黑色的大石头上,正拨拉着琴弦。这么说,窝囊废是乐意给弹弦子了。他如释重负地笑了起来,走回旅馆去吃早饭。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有了弹弦子的,就不是非小刘不可了。
宝庆和秀莲加入了一个抗日团体,这个团体正准备上演一出三幕话剧。幕间休息的时候,要方家在幕前演出。宝庆很激动,也很得意。
重庆来的公共汽车司机,捎来了报纸。他看着剧目广告,得意的心直跳。他、他哥哥和秀莲的名字都在上面。用的是黑体大字,先生、小姐的尊称。他象个小学生一样,大喊大叫地把报纸拿给全家看。窝囊废和秀莲都很高兴。二奶奶说话还是那么尖酸。“叫你先生又怎么样?”她挖苦地说,“还不是得自个儿掏车马费。”
彩排那天,他们早早地就起来了,穿上最好的衣服。秀莲穿的是一件浅绿的新绸旗袍,皮鞋。小辫上扎的是白缎带。吃完早饭,她练习走道不扭屁股。要跟地道的演员同台演戏,得庄严点。走道要两手下垂,背挺得笔直,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窝囊废刮了胡子。他难得刮胡子,这回不但刮了,而且刮得非常认真仔细,一根胡子也没漏网。末了,他把鬓角和脑后的头发也修了修。他穿了件深蓝的大褂,正好跟兄弟的灰大褂相配。为了显得利落,他用长长的宽黑绸带把裤脚扎了起来。
中午时分,他们进了城。宝庆打算好好请大哥吃上一顿,报答大哥成全他的一番美意。但轰炸后的重庆那么荒凉,劫后余烬的景象,倒了他们的胃口。有些烧毁的房子已经重建起来了。有些还是黑糊糊的一堆破烂,有的孤零零地只剩了一堵墙,人们用茅草靠着这堵墙搭起了小棚棚,继续干他们的营生。满眼令人心酸的战争创伤,一堆堆发黑的断砖残瓦。宝庆觉着眼前是一具巨大的尸体,疮痍密布。他一个劲地打颤。还是先吃点东西好,给身子和心灵都补充点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