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我能办到的,拉斯迪,有什么需要只管说。”
卢·巴里斯特尔瑞这样说道,他是警局特别服务处的主任。我此刻正坐在他在麦克格莱斯大楼的办公室里,这里也是警局各指挥中心所在地。我没法告诉你,在这里有多少个像巴里斯特尔瑞一样的人,他们五十多岁上下的年纪,头发花白,大腹便便,由于长期抽烟的原因,说话的声音含混而沙哑。他们是天生的官僚主义者,对待下属冷漠严厉,而对待位高权重的人,比如我,却是厚颜无耻、毕恭毕敬。他此时正拿着电话,打给鉴证科,那是受他管辖的部门。
“莫里斯,我是巴里斯特尔瑞。把迪克曼给我叫来。是,现在,马上。他要是在实验室里,就给我把他叫出来。是的,是的。”巴里斯特尔瑞朝我眨了眨眼,他曾经当过二十年的巡警,现在升到了主任,再也不用穿制服上班了,今天他穿着一件尼龙面料的衬衫,胳肢窝里已经汗湿透了,“迪克曼,是我,关于卡洛琳的这个案子。拉斯迪·萨比奇现在就在我这里。对了,他是雷蒙德的手下,职位是副检察长。我们是不是找到了一只玻璃杯还是什么。是,我知道上面有指纹,所以我才给你打这个电话。是,别他妈忘了,信不信我让你收拾铺盖滚回家。不过,我打电话是要说另外一件事的。我们能不能在计算机系统里把指纹和已有的数据库对比一下?你们那里有三个清晰的指纹印,对不对?那就搞齐你要的东西,在计算机系统里搜一搜,看看能不能在库里找到对应的记录。我听说查这个案子的警察都已经催你十来天了,现在是墨菲在负责吗?好,让他赶紧的。别跟我说什么计算机专业的废话,我听不懂。十分钟以后给我回话,赶紧给我把这事解决了。”
我慢慢听明白了,问题不在于仪器设备,而在于计算机系统是属于另一个部门管辖的,管事的人把资料当作是自家的私有财产,舍不得拿出来。
“好的,我会问的。”巴里斯特尔瑞接到了回电,他捂住话筒,“他们想知道你想在多大范围的数据库里对比。我们可以查全区所有犯过案的人,或者是所有录过指纹的人。你知道的,只要是留下指纹记录的人都能查到,包括政府的工作人员在内。”
我愣了一下,“查有犯罪记录的人大概就够了,如果有需要以后再查其他人的吧。”
巴里斯特尔瑞做了个鬼脸,“那就都查了吧。要不到时候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找到他了。”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已经把捂着话筒的手拿开了,“查所有的。好的。多快能有结果?怎么他妈的要一个礼拜啊?这可是目前全市最重要的一起谋杀案,难不成还要萨比奇先生亲自来找你吗?告诉墨菲,我就是这么说的。”他把电话放下,“还要等一周,说不定得十天。他们要把所有的人事档案资料调出来,还需要找司法厅要一些档案。我会催他们的,不过估计也快不起来。对了,让你们的工作人员把那只玻璃杯从证物房提出来,送到实验室去,他们要。”
我谢过巴里斯特尔瑞的帮忙,便朝楼下的验尸房走去。这座办公大楼有点像以前老式的高中学校建筑,刷过漆的橡木墙边,陈旧破损的走廊。走廊里到处都是警察,男的女的都有——近年来,女警察有着越来越多的趋势——他们穿着深蓝色的衬衫,系着黑色领带,忙忙碌碌,来去匆匆,偶尔也开个玩笑。像我这个年纪和社会出身的人并不喜欢警察,以前我没当检察官的时候,他们总是找我的茬,搜我的身,想找出点什么违禁品。而且,他们并不聪明。当我成了一名检察官后,我总是和他们保持一定距离,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和警察共事。有些警察我很喜欢,但更多的警察我不喜欢。他们大多有两个缺点,一是很强硬,二是很疯狂。他们看到的太多了,对什么都疑神疑鬼。
三四周之前,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在吉尔酒吧坐了很久,和一个名叫普鲁奇的巡警边喝酒边聊天。他喝了一大杯啤酒和好几杯威士忌,说起了那天早上他在一个塑料保鲜袋里发现的一颗心脏。就是一颗心脏,没别的。心脏,还连着主要的几根大血管,被扔在小巷尽头的一个垃圾桶边。他把它捡起来,看了看,然后开车离开了。但他还是回来了,他把垃圾桶的盖子打开,翻了一下里面的垃圾,没有别的器官和尸体残余,“就这样了,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任务。我把那颗心脏交到市中心的警局,告诉他们,应该是一颗羊的心脏吧。”
是的,警察们都很疯狂,他们就是纳税人在支付薪水供养的一群偏执狂。一个警察在阴沉的天气中会立马嗅到阴谋的味道,你跟他说早上好,他觉得你是心怀不轨。他们是冷漠封闭的,置身于我们之中,却对我们所有的人都不信任。
我坐电梯来到地下一层。
“熊谷医生,你好!”我跟他打了个招呼。熊谷的办公室就在停尸房外,从摆着不锈钢桌子的停尸房里飘来一股尸体开腔剖腹后的恶心气味。隔着墙壁,我都能听到电锯转动的声音。熊谷的办公桌上一团乱,堆满了文件和杂志。办公室的角落里放了一台小电视机,开着,声音很小,屏幕上插放着下午的一场棒球比赛。
“看来这案子确实很重要啊,副检察长都亲自来了。”熊谷医生外号“不痛”,日本人,身高一米六五,人很奇怪,眉毛浓浓的,留着两撇八字小胡。他总是动个不停,不是躲躲闪闪,就是扭来扭去,说话的时候两只手在空中挥舞。他像个疯狂的科学家,但绝非善类。不知道是谁想到让他来解剖尸体的,还真是找对了人。我很难想象如果他治疗活人,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大概会朝病人乱扔东西、破口大骂吧。他只要有一点点不高兴,就要发泄出来。他的存在,有时会让人觉得很多余。如果凭自己的直觉,努力尝试去理解他的话,我大概会陷入一片混乱。他在工作的时候,在看电视的时候,或是在追求某个女人的时候,我都无法想象他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如果有人和我打赌,让我猜他上周六晚上干了什么,哪怕有十次猜的机会,我也一定会输。
“实际上,我只是来拿份报告,你给利普兰泽打电话说过的。”
“哦,对。”“不痛”说,“报告就在这里什么地方。那个利普兰泽,什么事都催得要死。”“不痛”的两只手忙个不停,一边移着桌上的一堆文件,一边找那份报告,“听说,你这个副检察长不会当太久了啊?尼可肯定能把雷蒙德打个落花流水的,啊?”他看着我,等我回应。他微笑着,这是他的习惯。当他做着别人觉得讨厌的事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再看吧。”我说,但我又觉得,我不应该示弱,“医生,你和拖拉王是好朋友吗?”
“尼可是个很厉害的人,我们一起破了不少大案子。他现在越爬越高了,他对付律师很有一套,就是这么回事。”他把一个文件夹朝我扔过来,然后又弯腰去看电视,“这个戴维·帕克真该死,球打成了这样。”
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尼可和“不痛”之间的关系,但他们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凶杀案检察官,一个是警方验尸医生,关系好也是正常的,他们应该经常都会需要对方的帮忙。我问“不痛”我能不能坐一会儿。
“当然了,坐,坐。”他把一堆文件移开,然后又回过头去看电视。
“利普兰泽和我最近都在思考这样一个理论。也不算是什么理论吧,就是个想法。这件事会不会是卡洛琳和她的情人为了玩什么刺激的性游戏,玩到失控了。也许卡洛琳只是暂时窒息,但她那个情人以为她死了,朝她脑袋上砸了一下,好让整件事看起来像是谋杀,有这个可能吗?”
穿着白大褂的“不痛”把胳膊肘撑在高高的一摞文件上。
“不可能。”
“不可能吗?”
“绝对不可能,警察怎么总这么蠢。”他说,好像忘了自己也是警局的验尸官,“复杂的事,他们总是搞得很简单,简单的事,又搞得很复杂。认真看看那报告。我写了份报告,你们倒是认真看看啊!利普兰泽老让我快点、快点,报告出来了自己又不看。”
“这份报告吗?”我举起手里刚刚拿到的报告。
“不是这份。”他挥了一下手,“我的报告,验尸报告。你看到她手腕上有瘀青吗?脚踝上有瘀青吗?膝盖上有瘀青吗?这个女人是头被敲碎了打死的,不是被勒死的,认真去看看那报告。”
“她被绑得很紧,照片里能够看到她脖子上有被绳子绑过的痕迹。”
“当然,她是被绑得很紧。他们把她的尸体抬进来的时候,她看上去就像张弓箭。但是,她只有在脖子上有一个印记。如果是为了玩刺激的游戏,有人把绳子越勒越紧的话,就会留下绳子曾经挪动过的痕迹。但现在,她只有在脖子上有这样一个很小很小的痕迹。”
“所以呢?”我问。
“不痛”笑了,他就喜欢留悬念。他把脸凑到电视机前,眉毛上都映出了屏幕里的灰色光线。“一垒。”他说。
“痕迹很小说明什么呢?”我又开口问。
我等着他的回答,电视里的解说员正在说打出了一个直飞球。
“是要我拿张传票来你才肯说吗?”我轻声问。我努力挤出一个微笑,但语气已经开始带点恼怒了。
“什么?”“不痛”问。
“你觉得,她脖子上的瘀青说明了什么?”
“说明绳子一开始就绑得很紧,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