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怎么录到的?”帕穆克问,指着那个MP3随身听。
“有个人来加油,”我撒谎,“坐在车上的人正打电话到纽约,在录音机里留了话,所以背景里就有了这段音乐。这是一桩谋杀案的调查—其他我就不能再多说了。”
我最不希望的,就是泄漏那个电话亭的重要性,甚至连提都不能提。所以看到他完全接受我的解释,我觉得很满意。
“纽约?”他说,微笑着,“哇—我终于成为一个跨国录音艺人了。”
我也微笑,指着我刚刚看到加油站办公室和屋顶的东西。“你们有摄影机。”我说。
“是啊,以防万一有人不付钱就开车跑掉。或是武装抢劫,不过已经很多年没有发生过了。”
“听我说,帕穆克先生,你们是用什么系统录像的?录像带还是光盘?”
“这个系统很旧了,是录像带,”他说,“VHS。”
“在哪里—设备和录像带?”
“都在这里—办公室里面。”
“好吧,”我说,“那些录像带是怎么登记、存档的?”
他大笑。“什么存档?里头有个箱子,把录像带丢进去就是了。”
“然后重新使用,新的盖过旧的?”
“没错。”他说。
我害怕的就是这样:有个摄影机拍到了那个女人来到电话亭—无论是走路或开车—但录像带经过重复使用,于是把影像盖掉了。
“好吧,”我说,“告诉我操作的方式。谁负责换录像带?”
“我们每个人都负责—看谁当班,”他解释,“轮到你值班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确定收款机里面的金额正确,接下来就是去检查录像设备。
“如果录像带快录完了,”他继续说,“就退出来,扔进旁边的箱子里,另外挑一卷放进去倒带,然后开始录像。”
“所以有些录像带可能好几个星期或好几个月没用过,对吧?”我问。
“那当然—要看抓起来录的是哪一卷。箱子最底层的录像带,说不定一整年都没用过。”
我想了一会儿:可以确定的是,我也只能碰运气了。“如果有人没付钱就开车跑掉,那你们怎么处理?”我问。
“我们就去看录像机,倒带检查,记下车牌号码,然后报警。”
“你们会把录像带交给警察吗?好让他们交给检方起诉之类的?”
他看着我,不敢相信地大笑起来。“这里是土耳其,威尔森先生。警方会查出车牌号码,去找那个家伙谈。很快地,他就会同意吐出两倍的加油金额,赔给加油站。然后他还会付‘罚款’给警察,好让警察放进自己的口袋。根本不需要检方。这样大家都很高兴,除了那个溜掉想赖账的人,但反正没人在乎他。”
这套系统对我也有好处—这表示不会有任何录像带在博德鲁姆警察局,或是转到了司法系统。
“你们平常是用办公室里的电视机看录像带,对吧?”
“对。”他回答,然后看着我在加油站前方走了一圈,观察每个录像机,估计能拍到的范围。无论是不是拍到了那个女人,应该都很接近,非常接近了—无论她是走路或开车来,都一定会走进电话亭。但如果她一直站在靠人行道边缘那边,我想任何摄影机都不会拍到她。这还得假设那卷录像带没有被新的盖过去,可以让我找到。
“那些录像带上面有没有时间码?就是画面底部可以让你看到日期、几点几分的?”我问。
他点头,于是我又多了个优势:多亏梯队系统,我知道那两通电话的日期和时间。
“好吧,”我说,“带我去办公室,我想看看那些录像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