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时后,我还是独自坐在那台老旧的黑白电视前,电视屏幕只比我的手稍微大一点,分辨率也就那样。
我旁边有一大沓已经检查过的VHS录像带,以及一小堆没看过的,这一堆急速减少的录像带,是我全部的希望。或许也是西方世界全部的希望,但最好不要想到那里去。
这个办公室很狭小,而且我相信过去十年都没有打扫过。尽管很热—博德鲁姆的碧辟加油站还没有冷气—但完全不可能害你睡着。我坐的那张椅子又破又不舒服,每隔几分钟就得站起来一次,免得我的背部和臀部废掉。
从头到尾,除了把录像带拿出来而暂停之外,那些时间码就在我眼前急速流逝,简直要把我逼成了斗鸡眼。为了避免自己昏头,我还把那两通电话的日、时、分写下来,前后再加上十五分钟,以确定她不会早到或讲完电话还多逗留。
我不断去看那份抄下来的时间,中间两度已经很接近了,但就在我看着时间码迅速逼近指定的时间,觉得自己的脉搏加速、疲倦消失之时,录像带却突然中断,然后换成了另一个星期的画面。
有回我跟第一通电话的时间只差一百四十秒,很确定那个女人就要走进画面了,结果电视机忽然出现静电干扰的雪花画面,原来是录像带完全播完了,我只能绝望又不敢置信地瞪着眼睛。阿姆特·帕穆克说这个系统很混乱,还真不是开玩笑的。
我看到剩最后三卷录像带时,他出现在门边。“要喝咖啡吗?”他问。
我很犹豫,大概那个表情看起来很疑心吧。
他笑了起来。“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要再给我那种土耳其式咖啡了—浓得你不晓得要用喝的还是嚼的。我不给你那种,而是一杯真正的美国爪哇咖啡,稀得像尿一样,淡得我们土耳其人只会放在奶瓶里喂给婴儿喝。”
“听起来很完美。”我说。
“有个条件,”他说,“我要去买咖啡,代替你去让咖啡店老板羞辱。但如果有人开车进来,你就得帮我去加油。”
“没问题。”我说。只剩三卷录像带了,我知道看到那个女人的机会很小,也几乎要放弃了—除非有奇迹发生吧,一杯咖啡正是我眼前需要的。
我看完下一卷录像带,正在看倒数第二卷时,帕穆克拿着咖啡回来给我。我接过咖啡,四处看了一下,找到垃圾桶,把盖子丢进去,然后目光回到屏幕上。日期跳了九天,然后我逐渐恍然大悟,屏幕底部的时间码正迅速接近第二通电话的日期和时间。
只是为了确定,我又看了一眼抄下来的时间,没错,然后我的目光无法从屏幕上离开。在我身后,帕穆克站在门口,喝着他那杯浓稠的土耳其式咖啡。我知道,要是我看到那个女人,绝对不能有反应—他一直以为我在找某个开车来加油的人,要是我的反应证明我在撒谎,那就会引起他的种种猜疑,甚至去告密。除此之外,说不定他认识那个女人,尽管机会很小。于是我告诉自己,务必不动声色,保持冷静。
“你之前讲的,是认真的吗?”帕穆克问,抓住机会放松一下,跟我聊聊。
“什么话?”我继续看着录像画面,害怕得不敢往前快转,以防万一漏掉什么。
“说我是你听过最好的乐手之一。”
“是真的。”我回答,看着一秒秒急速流逝,转到下一分钟。继续吧,我默默催促着:千万不要停。
“你自己也玩乐器吗?”帕穆克问。
“小时候—功力只够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变成高手。我愿意付出一切,交换你的才华。”
他什么都没说,我想看看他脸上的反应,但没办法分心。如果录像带上有录到她,那么就快看到了。我看了一眼录像机,发现那卷带子还剩很多,但是这个加油站的录像系统太混乱了,所以也不能保证什么。中间随时都有可能会跳掉一天、一星期,或一个月。我又看着屏幕,一秒秒迅速过去,感觉到帕穆克还站在我后面。
他在我心里变得愈来愈大,而且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萦绕在我心头—我想当时我所有的感官都异常强烈吧—但我有个感觉,我很确定,我出现在他的生命里,是有原因的。这让我想起多年前在泰国遇见的那个僧人,他当时说或许我们是注定要相遇,好让他告诉我一些事情。感觉上,现在轮到我把那句话传下去了。
我没分心,目光也没移动。“你恨你现在的工作,”我平静地说,“你恨你现在必须演奏的音乐,这种事足以毁掉一个人的心志,任何人都不例外。”
屏幕上没有车辆或行人走近的迹象,什么都没有。或许她是走路或开车过来后,始终贴着人行道边缘,因而完全避开了摄影机的监控范围—这还要假设录像带没有用光,或者忽然又跳到别的某天去。我又看了时间码,愈来愈接近那通电话的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