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丽转身。感谢那些椅子的巧合布局,她们相遇的那一刻,我刚好可以同时看到她们两个人的脸。
两人间没有露出半点情感,也没有偷偷打暗号。她们看着彼此的表情,完全就像看着一个不太熟的点头之交。如果她们是在做戏,那真该得奖了—不过为了十二亿美元,当然该拿出好表演来,不是吗?
“嗨,”卡梅隆对英格丽伸出一手,“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他们通知我可以来领回护照了。”
“我也是,”英格丽不满地说,竖起大拇指控诉地指向海鲁妮莎的方向,“这位威尔森先生刚刚还问起你是不是双性恋。”
“哦,是吗?”卡梅隆回答,“那你怎么告诉他?”她拉开一把椅子坐下,看起来并不焦虑,我不得不佩服她的沉着。
“我说你是啊,但是只跟黑人女性交往。我想既然碰到这种男性的春梦,我们还不如让他梦个够。”
卡梅隆大笑。
“谋杀不是男性的春梦。”我说。
我告诉卡梅隆,现在这个案子已经变成了凶杀案调查,又解释了烟火以及我把镜子送到佛罗伦萨的事情。但是从头到尾,我其实一直在设法观察她们,好进一步搞清楚这两人之间真正的关系。她们是情人,或只是碰巧都来到博德鲁姆、偶然相遇而已?我之前在大宅听到主卧室里有人讲话,那是英格丽吗?知道那个秘密通道,又引诱道奇到悬崖边,把他推下去的女人是谁?
“我有一张道奇和凶手一起待在书房里的照片。我唯一缺的,就是一张脸。”我说。
她们两个都看着我,很震惊有那张照片的存在—她们从没听说过这个传言。
“那是你的主意吗—去冲洗那两面镜子?”英格丽问,我感觉气氛微微转变。她可能对我的衣着评价不高,但她对我的能力开始尊敬起来。
“对。”我说。
“多亏你想得出来。”她若有所思地说。
我开始解释,任何人很难进入那栋大宅而不被看到。“所以一定有一条秘密通道。”
但我没能进一步追问。英格丽弯腰拿起她的廉价包包,放到桌上。“对不起,”她说,“我感冒了,要吃点药。”
她翻找着她的喉片时,包包滑出桌子,里头的东西散落在桌面和地板上。卡梅隆和我弯腰捡起口红、零钱、一台旧相机,还有一打其他小东西。我站起来时,看到英格丽正在收拾桌上的东西,放回包包里。唯一没收的只剩一个小玻璃瓶,瓶子的侧面刻着一朵花。
“香水?”我说,拿了起来。
“是啊,”她回答,“我在伊斯坦布尔的大市集里头买的—有个家伙自己调的香水。有点太浓了—五十步外就能把一头大象给熏倒。”
我微笑,打开香水盖,在手上喷了一点。“栀子花。”我说。
她看着我的脸,知道有什么不对劲了。“你干吗?难道还是什么园艺专家吗?”她想笑,把香水收回去,但是太迟了。
我对她声音的所有疑虑都一扫而空。我现在很确定,那天晚上在卡梅隆卧室里的人就是她:那天我走出客房要去秘密电梯时,在她刚经过的走廊里,曾闻到同样的独特香味。
“不,不是园艺专家,”我说,“我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调查过几件谋杀案。蒋凡可—你的狗也取了同样的名字—你跟他交往多久了?”
她和卡梅隆听出了我声音里的挑衅意味,知道一切都不同了。
“蒋凡可跟这一切有什么关系?”英格丽问。
“请回答我的问题,柯尔女士。”
“我不记得了。”
“他带你去过那条通往房子里的隧道?”
“什么房子?”
“卡梅隆的房子。”
“没有什么隧道通往我的房子啊。”卡梅隆主动说。
我转向她,很惊讶自己这么生气—道奇是她丈夫,而在所有的访谈中,她的朋友都说他深爱她。“别告诉我没有隧道—我走过。”
“那又怎样?就算有隧道,”英格丽插嘴,“也没人告诉过我。”
“蒋凡可说他带你走过。”我瞎掰,希望能逼得她慌张,但没用。
“那是他撒谎!”她凶巴巴地反击。卡梅隆被这个讯息和我的怒气吓坏了,但英格丽无动于衷,她走上前来,正面迎战。
“你相信他的话?”她说,“蒋凡可就是你的目击证人?一个在海滩上帮中年妇女按摩好赚点零钱的小混混?随便一个像样的律师都能把他撕成碎片。你有没有问他卖大麻的事情,嗯?或者查出他的名字不是蒋凡可,他也不是意大利人—但是哪个女人会幻想跟一个叫阿布都的男人上床?不过当然了,你早知道这些—”
她看着我的脸,同时我心里暗骂自己。我之前就觉得蒋凡可的英语不太对劲,口音比较像伊斯坦布尔而非那不勒斯,但我却没有认真多想一下。